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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特返回巴黎，第一夜，我就想起了老宋，他那嘱咐我的身姿神态宛在眼前，我就提醒自己：若有人问，一定要如实回答。
当然，我也懂，如果没有人问起，我一定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个名字来。
在巴黎停留的几天，我多半是约上陶玉玲，用当时堪称大胆、如今已很时兴的“自由行”
的方式，乘地铁加步行，到各个名胜点观光，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们，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人跟我们提出任何问题。
巴黎的华侨领袖请谢晋和我们一行去看“红磨房”
的演出、参观新奇有趣的蜡像馆、到华侨开的旅游纪念品商店购物、到有红柱头和龙图案的中餐馆吃饭……其间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时佩璞。
在巴黎还有几位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人士跟我们聚谈，他们谈的都是中国电影，不涉及京剧，当然更没有什么跟《苗青娘》相牵扯的内容。
那是在巴黎最后一晚了。
我跟陶玉玲逛完了回到旅店，谢晋见到我就跟我说，有位叫于儒伯的汉学家把电话打到我们俩住的房间，说晚上想约我出去吃个饭，聊聊天。
谢晋告诉他我可能会吃过东西再回旅馆，于儒伯就让谢晋转告我，多晚都不要紧，吃过饭也没有关系，他还会打电话来，一直到我接听为止，如果我吃过晚饭，他会带我去酒吧聊天。
于儒伯是那时候法国汉学家里关注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的一位。
他多次访问中国，跟几辈中国作家都有交往。
他在北京见过我，在法国报纸上介绍过《班主任》和“伤痕文学”
。
我既然人在巴黎，他来约会，没有理由拒绝。
但谢晋发现我面有难色，以为我是逛累了，就劝我说：“人家是好意。
你累了先躺一躺，到酒吧喝点鸡尾酒，你就有精神了。”
他哪里知道，我是怕终于由于儒伯来问时佩璞。
于儒伯是个中国通。
但他有时候“通”
得有些可怕。
记得有一次我应邀到外地参加一个活动，住在一个我自己连名字都还记不清的旅馆里，刚进房间不久，电话铃响了，一接听，竟是于儒伯打来。
我吃惊不小，忙问他怎么知道我到了哪个城市而且还知道我住的旅馆更知道我住进了几号房间，什么事跟侦探似的追着我来电话？于儒伯却只在电话那边呵呵笑。
其实听下来，他找我也并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那晚在巴黎，我还并不知道，时佩璞从我们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学习活动中消失，是应一个文化活动的邀请到了法国，而就在我们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参加南特电影节前数月，在法国以间谍嫌疑被捕，将面临起诉审判。
但绝不愚钝的我，已经敏感到，无论是有法国人跟我问起时佩璞，还是我答曰他跟我一样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都绝非一桩可以轻描淡写的事情。
我紧张了，甚至问谢晋要了点他所喜爱的威士忌来喝。
我希望于儒伯不再来电话。
毕竟，我是戴过红领巾和共青团徽章的人，我的成长过程决定了那时的我绝不适应夜生活，哪怕是很雅皮的酒吧夜生活。
那个时间段我应该是上床睡觉了。
然而电话铃响了。
谢晋提醒：“找你的。”
我去接。
是于儒伯。
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车就停在你们旅馆门口……”
我就出去上了于儒伯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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