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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过去，如今新一代作家，可能很难理解那时我们的心情。
那时的“攻击和毁谤”
，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如今这样多的社会空隙，如今人家不把你收进社会的主体结构，不把你当成砖瓦，你有很多的机会成为“社会填充物”
，在“正经砖瓦”
的缝隙里成为“粘合剂”
甚至“共生物”
，那时候就还不是这样，如果哪怕是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宣布你“反动”
，无论你原来已经拥有了怎样的社会影响，都存在着立即被抛出主体结构之外，陷于无话语空间的可能。
写到这里，我想许多读者应该能够猜出这封信是谁写给我的了。
对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诗歌评论家谢冕。
那时候《诗刊》退回他的稿子。
作为一个《诗刊》的老作者，一个资深的诗歌评论家，在那时候不仅对谢冕本人是个刺激，对我这样的与诗界不相干的写作者来说，也深受刺激。
记得那时候我在一个会上有作过这样的发言：“《诗刊》当然可以退任何作者的稿件，任何作者不能以为自己的稿件是必须刊发的。
任何其他的刊物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退回这位作者的这篇稿件，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不好，没达到发表水平吗？据《诗刊》内部的人士告诉我，文章写得很有水平，也有文采，也没有‘问题’（指政治问题），之所以退稿，是因为作者别的文章被认为有‘严重问题’，因此，这个人的任何文章，就都不宜发表了。
这种动辄给人从政治上定性，剥夺其发表权的作法，难道是合理的吗？第二个问题，被退稿的人，能另办一个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吗？又不能。
有人说《诗刊》是党办的，那么，就意味着它是公器，不是党内一派的私器，现在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有的人的观点，我以为属于极左，你固然可以发表你们的观点，别的支持文学新观念、新尝试的人的观点，应该也可以发表——我还不说是应该优先发表，因为那是与改革开放配套的！”
我那发言，也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起不了作用的。
后来谢冕又可以在《诗刊》上亮相，是大的政治、社会格局的推进决定的。
谢冕的这封信，反映出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发展中，新观念、新尝试所遇到的阻力，以及所形成的文化人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生态。
那时诗歌的观念创新与新诗潮的涌动，格外引人瞩目，先后有三位诗评家及时写了文章，因文章题目里都有“崛起”
字样，故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
，构成所谓“三个崛起事件”
，其中一篇《崛起》的作者就是谢冕。
可能因为在“三个崛起”
的文章作者里，谢冕有着革命军人的历史，又是共产党员、大学教授，是资深文化人、著名诗评家，因此某些自认为是“正确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的文化官员和文化人就特别痛恨他的“丧失立场”
吧，使他在那时候很在风口浪尖上煎熬了一阵。
这封信，也反映出，那时候的一些文化人，如我，如谢冕，我们并没有深谈过，但是同气相求，当时代浪涛的相激相**将我们抛到同一种困境中时，能够相濡以沫，互相激励，互相声援。
三十年前那些雨丝风片，如今回想起来，有若许亮光，若许暖意，也有若许混沌，若许惆怅。
那以后我和谢冕再无来往。
我们同在一个江湖。
相忘于江湖，是我们各自的幸运。
说明我们都能游到自己喜欢的水域，尚能从水中获得氧气，不必在一个近乎干涸的小坑里互相以吐出的泡沫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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