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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里所提到的“小高”
，自然是个中国人，那时候他写了一本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文学界反响不俗。
王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引用“小高”
一个论断以后，赞曰“妙极”
。
这体现出王蒙天性中率真的一面。
王蒙那时的政治身份正在提升，我不记得是否已经当上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他那时肯定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他竟然不先进行算计量好尺寸拿捏好腔调说话，对一位在中国文坛上并无地位的“小高”
的谈“小说技巧”
的小册子“怪声叫好”
起来，难怪有的“同僚”
对他侧目，“有些僵化思想的”
一般文化人也不免大惊小怪，对他多有訾议。
那时我和“小高”
过从甚密，也写了篇文章给《读书》，跟王蒙的文章前后脚发表出来，题目叫《在“新、奇、怪”
面前》，好在如今有《读书三十年光盘版（1979—2009）》，很容易查阅，这里不赘言。
当时的《上海文学》杂志就来跟我联系，希望找几个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在他们杂志上就“小高”
的小册子展开讨论，于是我约了冯骥才和李陀，他们很快将写出的文章汇集到我处，二人对“小高”
的观点一致赞同，并多有发挥，我便写了一篇跟他们有所差别的文章，既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为了让三篇文章放到一起多少有点“讨论”
的意味。
这组文章很快被《上海文学》刊登了出来，200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文学理论卷加以收入，也不难查到。
这三篇文章，加上王蒙的文章，出现后被称为“四只小风筝”
，被认为是为“小高”
所倡导的“现代派”
文学鼓与吹的。
《上海文学》由我打总寄去的三篇文章刊发后，冯骥才见到我对我啧有烦言，他质问：“咱们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声援的吗？”
他嫌我那只“风筝”
有点飘忽不定，我跟他解释是为了跟他和李陀的文章“花插开”
，为的别显得太刺激，他还是耿耿于怀，“小高”
却在我家跟我喝酒时，表示完全理解我的做法，认为不必“一个喉咙”
。
这就说明，当时比较年轻的一代，多与如陈荒煤那样的算得开明的文化前辈，在想法上仍存在距离，当然与那些“有些僵化思想”
甚至“十分僵化”
的文化领导、文学前辈，就更有“难与夏虫语冰”
的隔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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