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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的《江城》杂志上，有篇我以书信体写成的文章，里面讲到我对《铁木前传》的喜爱，特别是其中小满儿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令我惊叹，有着文学启蒙的作用。
《上海文学》所刊登的短篇小说是《这里有黄金》。
我请他对我《十月》上刊发的《如意》和《新港》上刊发的《写在不谢的花瓣上》加以指正。
后来他认真地看了，并且具体入微地进行了点评。
“你怎么不到天津玩玩？”
这句话很打动我。
我真的很想去天津拜见他。
大约在1981年，恰巧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他们要去天津看望孙犁，我就要求他们把我带上。
记得在车站集合时，我说自己此行是去“朝圣”
，刘绍棠大为感动，感叹道：“这话怎么说的，朝圣啊！”
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上世纪五十年代都师法孙犁，和冉淮舟等被称为“荷花淀派”
作家；林大哥的小说虽然并无“荷花淀”
气息，但他那种特立独行的边缘写作姿态，与孙犁是相通的。
那回随林大哥他们到了天津，孙犁在家中接待，他那时住在报社宿舍大院的平房里，房间不算小，格局却很不适宜待客，记得他准备了一桌茶果，大家围桌漫谈。
从1956年十四岁景仰他，到1981年我三十九岁算是见到了真佛。
那次的会面，于我而言，是终生难忘的。
1986年我中止了专业作家身份，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先担任常务副主编，副主编崔道怡是杂志社资深人士，我那篇《班主任》投去后他及时回信加以肯定告诉我已往上报，后来才得以发表；他对前辈作家都比较熟，工作经验丰富，他建议和我一起先往天津约稿，于是我第二次在孙犁家里见到了孙犁，那时他虽然身体不大好，仍表示愿支持我们杂志，我们回京不久，他就寄来一篇风格依旧独特的新散文，我们非常高兴，立即安排刊发。
但是，那期杂志上同时也刊发了其他天津名作家的作品，编排时，从目录上看，孙犁作品排第一，翻开杂志看，头一篇却是另外作家的文章。
为此孙犁很不满意，他写出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对于杂志这种“平衡术”
很不以为然，语含讥讽。
虽然每期杂志的选稿、编排大都由其他轮值副主编担纲，我只在大样出来后审读，但目录与内文顺序的不统一，我看大样后并无异议，导致敏感的孙犁见后不满，是有责任的。
我见了孙犁在《人民日报》的短文后，也写了一篇短文，意在为杂志社辩护，寄给了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的负责人袁鹰，希望也予发表，后来袁鹰劝我算了，也就风吹无痕。
但这次与我所尊崇的孙犁发生龃龉，终究是桩遗憾的事。
我本拟找机会再去天津拜望当面致谦，解释杂志社的苦衷，但1987年以后大形势的发展已经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2002年，我六十岁时，得悉孙犁谢世消息，于是，十六岁时捧读《铁木前传》时的那种激动，又涌回心头。
这些年，我不断重读孙犁，积累了不少心得，现在录在下面，供感兴趣的人士参考。
3
孙犁是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不因历史的新进程而显得乏味，犹如窖藏老酒，越品越香。
在《白洋淀纪事》里，我特别喜欢他那篇《吴召儿》。
孙犁的短篇作品，给我的感觉，文体上是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散文诗融为一炉的，《吴召儿》的文本最具这一“文武昆乱不挡”
的特色。
孙犁的叙事大多带有自传性，他总是从自己投身抗日救国洪流的具体历程中的某一环节出发，写出他个人记忆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与事。
从个人记忆出发，而不是充当全知全能的革命宣传者、以历史判决者的口气来叙事，这就使得他写下的文本对读者而言具有亲和力。
我的青春期正镶嵌在一个越来越狂热的将文学完全纳入宣传的浪潮里，因此，读孙犁的作品，就有一种得以暂时从狂热与宣传中脱逸出来，嗅入文学真气息的舒畅感。
《吴召儿》和《白洋淀纪事》里其他篇什一样，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他只是勾勒出了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将自己那活泼泼的生命，自觉地奉献于抗日救亡的民族伟业中。
作品中的“我”
应该就是孙犁本人，一度是民校识字班的教员，有一次他点名让吴召儿念书，吴召儿念得非常熟快动听，那认真的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见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紧张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
在孙犁的个人记忆里，他珍视那些草根生命与其生长的自然环境的契合性，他捕捉到那些一枣一瓜的小镜头，精心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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