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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搞“扫**”
，抗日力量反“扫**”
，“我”
担任了一支游击小组的组长，吴召儿被村长指派为这个小组的向导，她竟穿了件显眼的红棉袄跑来，在带领这个小组往神仙山埋伏的过程里，吴召儿一路吃山上的野红枣，望见前头树上挂着大红枣，“她飞起一块石头，那颗枣儿就落在前面地上了”
。
吴召儿带领这个小组攀登到神仙山顶峰，“钻过了扁豆架、倭瓜棚”
，到了她姑家，她让姑煮倭瓜给他们吃，自己主动“从炕头上抱下一个大的来”
，又“抓过把刀来把瓜剖开”
，说：“留着这瓜子炒着吃。”
第二天，真是一寸山河一寸心啊，孙犁写到：“这里种着像炕一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
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绿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而就在这天下午，传来了日寇要实行搜山的消息。
一日，敌人进逼，吴召儿从容应战，“我”
提醒她“红棉袄不行啊”
，她就将那棉袄反穿，棉袄里子是白的，但活像“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她蹬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
搞政治的人士，热衷于立场路线；重经济的人士，看重财富排行；讲究娱乐的人士，只求花样翻新……他们往往使得评判的标准单一、绝对。
但有志于搞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应该最忌讳单一、绝对。
记得大约1962年左右，那时候一部根据回忆录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投入拍摄，但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影片里有地下党在上海街头搞“飞行集会”
的镜头。
从路线上说，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导致了白区共产党组织的重大损失，写党史要予以否定，但文学艺术对之怎么办？夏衍就表达了一个看法，意思是路线错误由党的高层负责，但底下的党员那样勇敢行动，仍是可歌可泣的，因此被敌人杀害的，仍应尊为烈士。
我认同夏衍的观点。
写作者不必为组织为群体去记忆，他笔下的文字应该是充分个人化的，一个大时代，固然有巨厦长桥，但一瓜一枣的细微存在，也是值得记录的。
再读孙犁，愈加佩服他将个性融注进诗化的文本，从侧面、从细微处为时代剪影的功力。
4
不清楚孙犁究竟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多大多深影响，只觉得他和曹雪芹一样，下笔多在女性上聚焦：《白洋淀纪事》里的短篇有许多篇干脆以女性名字命名；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里“铁”
方的九儿比“木”
方的四儿着笔多，也更富心灵深度，更不消说还斜刺里杀出个小满儿，抢足了戏份，令读者回味无穷；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也是女性角色当家。
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常在作品里以复数来描摹女性。
按说写小说这可是险笔，然而孙犁处理得极好，以至这些段落读来不亚于对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刻画，摇曳多姿，形象鲜活。
比如他那最著名的《荷花淀》，水生媳妇是女主角，听水生说第二天就要上前线，正编苇席的她“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但不动声色，保持着平静，以温柔的方式支持丈夫去参加可能会牺牲掉的战斗。
全篇对水生媳妇刻画的成功处也无非这么一处。
但是，他以复数描绘的白洋淀民兵媳妇，却不断跳脱出生动的细节。
他写道：“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大家商量：‘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
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俺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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