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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算得“新官上任三把火”
，说好听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说难听了是“鸡毛封蛋不自量力”
，想立刻让杂志呈现出一种新锐的开拓性面貌。
我将北岛的长诗《白日梦》刊发在显著版面，将高行健的短篇小说《给我姥爷买鱼竿》作为头条推出，约刘绍棠写来风味独特的中篇小说《红肚兜儿》，又竭力推出广东青年女作家刘西鸿的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当时她还是海关的工作人员）……我想到二十年前老舍的悲壮辞世，心潮难平，我知道约写相关的追怀散文不难，却刻意要组来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
我首先找到了汪曾祺。
汪曾祺1950年到1957年左右曾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和赵树理联袂主编的《说说唱唱》当编辑，他当然熟悉老舍。
1986年的时候，人们已经淡忘汪曾祺是“样板戏”
《沙家浜》剧本的执笔，他那时因连续发表出《受戒》《大淖纪事》等秉承沈从文风格的短篇小说而广被赞叹，他自己似乎也定位于小说家而非剧作家。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完成了京剧剧本《裘盛戎》，自己很得意，剧团却冷淡，根本没有排演的打算，“不如写小说，没那么多牵制”
，我就告诉他我找他正是来约他的小说，但“有牵制，是命题作文”
，他一听有点不快，我马上告诉他，今年是老舍辞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无论如何要在今年夏秋祭悼一下，发点散文诗歌不难组稿，但我想请人写成小说，以小说形式来表现老舍之死，这样分量重一点，希望他无论如何支持一下。
他听后眼睛发亮，表扬我说：“你的想法很好。
《人民文学》能发小说来纪念老舍，非同一般。
你把这题目交给我，我责无旁贷。
我应该写。
老舍之死值得写成小说。”
但是，他稍停顿了一下，却说：“难。
这个题目太难。”
我说：“您别打退堂鼓啊。
我们等着您哩！”
他终于答应“试一试”
，又说：“其实你们可以多发几篇。
也不定要我写的。”
那时苏叔阳已经写成了多幕话剧《太平湖》，并由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
我就又找到苏叔阳，跟他说：“你既然话剧剧本都写了，再写篇小说有甚难的？”
1978、1979年间，我因短篇小说《班主任》，他因话剧《丹心谱》，成为引人瞩目的文艺新人，我们算是“同科出道”
，一度来往较多，也很能同气相求，他对我的约稿热情允诺，表示一定写篇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以飨读者。
那时舒乙已经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现代文学馆馆长，有次遇上，我就告诉他《人民文学》杂志打算以小说形式来表现他父亲的辞世以为祭悼，他听了很兴奋、很期待。
汪曾祺和苏叔阳的小说稿陆续到达编辑部，我们编发了，但反响不如预期。
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也未能成为一个保留剧目。
老舍之死，应该以艺术形式呈现，既有的作品不甚成功，那么，期待将来会有新的尝试吧。
这个题材，成为我的一块“心病”
。
3
1988年，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合盖了一栋宿舍大楼，在安定门护城河边。
我家搬了进去，舒乙一家搬了进去，他母亲胡絜青也搬了进去自住一个单元。
舒济坚守在他们家的老四合院里，后来那里成了老舍故居博物馆，她就担当起馆长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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