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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和舒乙而论，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他没来过我住的单元，我也只去过他住的单元一次。
但舒乙在我遭逢逆境时，能在一次关键的会议上，为我说上几句公道话，事后我听说了，很是感动。
记得林斤澜大哥——他曾替老舍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跟我说过，1960年，丁玲虽然几年前被打成“反党分子”
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因为并未取消她作协理事的身份，召开作协理事会时，还让她来北京出席，那时候在会上会下，许多人对她如避瘟神，是连招呼也不打的，独有老舍，见到她，便走过去，大声招呼，蔼然对话。
有种评议，说老舍是故意放大声量，好让旁边耳尖的人听清，他无非是问丁玲北大荒气候如何，身体如何，全然不涉政治，不过是“尽旗人的老礼儿”
罢了。
但敢问此类评议者，你们对身处逆境的人视而不见、弃若敝屣，“守革命者的立场”
，若能坚持到底也就罢了，却见有的在人家运转势还以后，又争着趋前谄笑，那是在尽什么“礼儿”
？
我和舒乙虽然来往不多，我们两家的来往却是密切的。
我的岳母姓赫，比姓舒姓胡更具满族特色。
确实，她是西安满城里出来的。
她和胡絜青年龄相近，两位老太太在楼下小花园里遇上，常要拉一阵家常，也许都是满族吧，互相认同度大，相谈甚欢。
那时胡絜青身体已经开始衰退，有一回撩起衣服让我岳母看她身上的非正常斑纹，岳母回到我们家叹息，说恐怕是里面有了毛病。
那几年春节，胡絜青会让保姆把她为我家专作的贺年字画送过来，我的助手鄂力看到就说，都是精品，很珍贵的。
后来胡絜青老人仙去，我和妻子去慰问舒乙夫妇，只见社会上自发送来的悼念花篮花束，一直从地下室楼梯口堆到胡老住的二楼单元门口。
老舍与胡絜青的小女儿舒立，与我妻子吕晓歌年龄相近，她家当初就住在我们街对面的楼里，她们一见如故，成为闺中密友，后来舒立家搬得远了些，来往不那么方便了，但她们会互相打电话，“煲电话粥”
。
其实她们是两个病人，而且开头看起来，舒立的病更加严重，那病的名字我始终记不住，也问过她的哥嫂，说替她到处求医觅药，还是只能稳住而不能治愈。
但舒立十分乐观，我曾以她为原型写下一篇小小说：
苏俐电话
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里面是一种漱口般的声音，找我爱人。
自然又是苏俐，她每天必打电话来，一个电话，打得很长，爱人对她的来电，有时极为欢迎，有时接起来勉为其难；比如前些时电视里正播《唐明皇》，爱人就很盼她来电话，她们在电话里絮絮不休地议论头天所看到的几集，并对晚报上的那些小豆腐块的评论文章或不以为然，或竟耿耿于怀；当然，还有许多的议论，是创作者和评论家听见，一定会认为乃匪夷所思的，如她们慨叹，林芳兵固然不错，但何不请日本的山口百惠来演杨贵妃？因为小报上曾有花絮文章，说山口女士乃杨贵妃的后代……爱人有时正在做饭，苏俐也挂来电话，爱人提着锅铲去接，苏俐会申明：“就一句话……”
但其实也不是一句：她刚从广播里听来，有一种新型的灭蚊器，叫什么什么，看来我们都应该去买……爱人慌慌地应着，直怕锅里的油燃开；爱人放下电话，我和儿子就说：“她怎么这样不懂事？像这时候就不该来电话！”
但如果她还不懂事，如在我们正用餐时来电，我和儿子先接听了，我们也还是作不出请她“过一会儿再来”
的决断，少不得把听筒递给我爱人：“苏俐！”
爱人便使劲咽下一口饭，且跟她对话。
苏俐是个病人，她年龄比爱人还小一点，不到五十岁，却得了一种怪病，据说是一只耳朵后面的血管出了问题，医生无法给予解决，只能采取保守疗法，这样她就成了一个有行为障碍的人。
有一回我们在街上遇见她，是她爱人陪她去医院看病回来，她那情景儿，真让人惨不忍睹——她不是一般偏瘫病人那样，移动时吃力，需别人从旁搀扶，她可以独立行走，但她的一只胳膊，却不能抑制地要来回狂舞，这样她也就不能保持直线前进，需得爱人帮助她把握“航向”
；她打来电话时总是强烈的漱口声，也就不奇怪了。
苏俐不是我们的亲戚，她也不是爱人的同学或同事，她住在我们那个楼区，算是邻居吧。
我也没闹清苏俐怎么跟爱人熟识的，苏俐病后自然无法来串门，爱人也难得去登门看她，她们就是通电话，一天起码一回，有时好几回。
她们通话的内容，大半是关于猫的。
我家养了两只猫，苏俐家养了一只。
爱人自病退回家后，喂养这两只猫的精神头大了，严格相比，对我和儿子的“饲养”
，还不如对它们那样精心。
苏俐的爱人白天还要上班，晚上才回来，他临出门前，要为苏俐准备好中午饭，就放在苏俐坐席前的桌上，桌上有个电烤箱，苏俐到时候自己给饭菜加热。
一般也就用那饭拨出一些喂猫，但另外也准备了进口的猫饼干——苏俐和爱人都是“清水衙门”
里的科技人员，苏俐又遭了这么个怪病，经济上自然拮据，但听说在国贸大厦、燕莎中心一类的超级市场里卖二十几元一盒的美国“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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