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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它“常指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并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进行有效的安排以便实施某项计划”
。
自20世纪90年代始，治理概念内涵由历史逐步走向了现代，开始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企业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及决策分析等多个领域频繁应用，不同流派、不同理论视角、不同学术观点纷纷涌现，类似善治、新型治理、人本治理等极富想象力的新提法也层出不穷，由此，治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兴盛发展时期。
由于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复合体，所以，治理概念的内涵变化也可理解为一个不同学科观点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
综合来看，多层次治理、现代治理、公司治理一起构成了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分别体现了三种思考维度，即制度、政治与企业。
克劳斯·奥夫、鲍勃·杰索普等与全球治理委员会的一大批学者和机构投身到对治理的共同论述中，增加了治理概念的学术影响和实践价值，甚至也被不少国际组织机构在实践工作的层面加以使用和进一步发展。
就社会学关注的治理角度而言，对治理的研究主要与公共政策网络工具兴起有较大的关系。
社会学家开始依靠网络分析的方法论工具探寻各种关系网络的结构化特征，之后逐步延伸到研究政治决策方式的领域，提出了如“公共政策共同体”
之类的概念，罗德·罗茨的成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他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公共行为研究维度，认为治理就是网络化的公共行为”
。
通过对多位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总结性的观点：“第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第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第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
这一关于治理的不同主题内容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其概念内涵，从不同层面加深了对治理的认识。
综上可知，治理概念在不同时代被学者赋予了差异性的内涵。
实际上，对这个概念的讨论与思考是一个知识再生产的过程，促进了治理研究视角的日益多元、内容覆盖广泛的局面形成。
上述诸种定义共同揭示出治理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利益共享、共同参与、集体结构网络化、决定权弥散、协商互动等。
这些特征在社会管理应对各种挑战之时有着特殊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2.立足社会管理：社会学与管理学对话
（1）由工业时代迈向现代社会的管理思想变迁
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促进生产力的飞速跃升、经济社会格局的巨大转变及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也提出了如何进行社会管理的问题。
工业革命释放出当时社会活力及其内在潜力，工厂管理体制、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及其生产活动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管理特征。
在早期的管理思想中，人是需求的主体，管理活动依赖于组织，而管理变成人与组织联系的中介，组织与人的互动则占据了当时管理研究的中心位置。
而后开始步入科学管理时代，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是追求效率和系统化，同时也关注人的因素，包括人与各类因素的相互关系。
人被嵌入管理中，组织在管理思想的作用得到凸显。
在科学管理时代的后期，“社会人”
作为一种管理理念登上了历史舞台，人际关系的研究成为社会人时代管理发展的核心主题。
其中，文化因素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从重视生产向关注人自身转变，由以效率为中心向以情感投入为主转变，组织的能动性比其内在的刚性制度结构更为重要，组织与人的关联程度进一步提高，这些思考与实践丰富了当时主导的管理哲学观念。
现代管理时代是一个更为开放、包容力更强的时代，突出人的需求是组织运作的目标。
对管理思想历史的追溯，说明了管理曾经是什么样、现在变成了什么以及导致变化的内外原因。
管理思想总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革新，通过叙述这一思想变迁能为我们揭示出管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凸显管理学的思考框架，实际上，以往历史上的种种管理思想积淀及不同流派人物的激辩论争早已为此做好了知识的铺垫和准备。
（2）德鲁克的管理社会观诠释
德鲁克对社会管理问题思考的结果，认为社会与管理的互动融合是一种趋势。
他提出的不少概念对管理与社会关系演变做出的理想解释，至少提供了一种参考性的解读路径。
在《管理的前沿》一书中，他认为社会创新是管理的新领域，甚至直接确定管理正日益成为社会创新的促进剂，而且，在20世纪，社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管理者的任务。
在他的视野里，管理由对象客体变成主体，由驱动走向能动，管理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的活跃因素和主导力量。
德鲁克的一系列论著表达了他对“管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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