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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新宪法第111条也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更是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
然而长期以来，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一直没能得到落实。
目前，居民委员会实际上仍然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执行机构，并且过多的承揽了本该由政府、企业办理的事务，成了一个全能主义的准行政组织。
居民委员本该首先对居民负责，但现实中却是首先对政府负责。
第四，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给有关部门的管理工作带来较大困难。
已有社会中介组织中专业化的社会中介机构数量少，不能满足社区发展的要求；家政、房产中介、劳务中介等组织虽然数量较多，但很多存在收费不合理、服务不到位的问题；社区医疗服务站、社区文化站存在设备陈旧、服务项目少的问题。
第五，社区管理工作者队伍薄弱，专业化程度较低。
目前，从事社区管理工作的人员大多未经过社会工作的专门培训，缺乏社会知识和专业管理知识，其工作方法多是行政方法。
居委会工作人员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工作能力不强、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
第六，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许多居民仍把社区管理工作完全看作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事，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社区管理的授权者，对社区的管理工作不关心甚至不配合，对社区内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参与兴致不高，对居委会的选举不关心，使得社区管理工作要全面、深入展开的困难较大。
二、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政企分开、政社分开”
的改革原则要求政府将应由市场和社会组织行使的职能剥离给企业和社会，必然导致许多超行政资源脱离政府部门的直接管辖。
然而，有些政府部门囿于既得的权力和利益，在实际操作中没能将非政府职能彻底剥离出来；有些政府部门习惯于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不自觉地继续用非法制化、非社会化、非市场化的手段涉足社区工作；还有些政府部门担心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不能胜任某些社会工作，便有意识地干预社会组织行使社会职能。
由于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不彻底，大部分社区居民的医疗、养老、福利等关系还挂靠在工作单位，其利益的社区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对社区的依赖程度仍然不大，严重影响到居民参与程度的提高。
政府管理观念的滞后以及“政社分开”
原则贯彻不力使得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没法理顺。
于是就出现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错位”
。
在体制改革、权力下放的进程中，街道办事处将居民委员会当作其下属机构的观念没有改变，因而更多地将本应由其承担的行政性工作转移给居民委员会，而本该下放给居民委员会的部分社区管理权却没有落实。
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关系仍然处于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执行的状态，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自然就没法实现。
政府在许多方面的“缺位”
是社区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社区管理工作队伍薄弱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孕育出来的社会中介组织很自然地会存在不成熟性，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加以扶持。
而政府往往对社会中介组织培育不到位，监管不着力，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规范化运作环境，对于部分中介组织的违法行为没有及时的整治。
社区管理工作者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对其进行有计划的培训，而政府往往对社区管理工作者的培训不系统、不全面或过分地流于形式。
三、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社区是基层管理的载体，解决好现行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城市管理方式从“经济主导型”
向“社会主导型”
转变将起到关键作用。
全国26个国家级实验区在探索新型社区管理体制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宝贵经验，为我国研究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对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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