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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政府职能
由于深受管理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职能优化改革，提出把建立一个“SmartGover（精明政府）”
作为其改革的目标，重新界定自己的职能范围，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实现政府的“规模适度化”
；同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减轻自己的负担，提高国有部门的活力，充分调整私营部门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国有企业私有化。
澳大利亚以私营经济为主，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或半私有化改造。
进行私有化以及半私有化改造的国有企业主要有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ＱＡ.ＴＡＳ、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大利亚电讯公司ＴＥＬＳＴＲＡ，除了这些企业之外，机场、公用设施（水、电、煤气）等也进行了私有化改造或是承包给一些私营企业。
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私有化改革的内容主要表现在：①实现国有企业规模和范围的合理化。
包括冻结政府投资，或把投资转向新兴部门、基础设施和战略部门，并对其发展给予政策扶持；清偿企业财产，予以关闭，对企业重新组合，以提高企业内部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私有化或股份化，将企业全部或部分出售给私人。
②增进市场作用促进竞争化环境的形成。
包括减少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削弱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贯彻商业化原则，减轻国有企业负担，以市场为导向，平等竞争；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补贴政策。
③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私人供应。
主要是通过合同出租来实现。
合同出租是指在某一领域国有或国家垄断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依然对该领域服务负有责任，但把部分活动通过合同外包的形式交由私人部门去完成，以求效益最大和费用最低。
而政府依据合同规定实行目标监督并为私人生产提供资金。
在澳大利亚就把公路的维护和垃圾的处理转让给私人承包商来承担。
（3）大部制模式的改革。
1987年，澳大利亚推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建立彻底的大部制，使整个中央政府的部委数量从28个减少到18个。
在改革中工党政府为了实施其政党政策，在实施大部制的过程中，还重新分配官僚集团和政治家在政治系统中的权力，增强工党政治家对政治系统的控制力，对高级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1984年通过《高级公务员议案》，对公务员制度重新组合设定，增强了公务人员的流动性，强调发展管理技术，增强各部领导人使用和调遣公务人员的权力。
这种大部制的改革为公共部门和其他改革提供了先决条件，增强了政府部门的宏观管理能力，国家的政治经济绩效得到了明显提高。
（4）澳大利亚民族社区和社区管理。
澳大利亚2000万人口中，80%以上居住在城市，各类民族社团多达2000多个。
民族社团有一个重要作用，它组织各社团联系的群众讨论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在各社团之间进行磋商和联系，并把情况反映给各级政府。
澳大利亚社区管理的特点是实施为少数民族服务的项目，大规模的实施始于1989年。
开展社区服务主要是为了帮助非英语背景的移民适应环境，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又能进入主流社会。
服务大都围绕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有咨询服务、就业帮助、语言翻译、文化广播、教育医疗等等，非常具体。
政府对非英语背景移民的就业也提供一些支持，如举办英语培训班，对失业的移民进行免费职业培训等。
对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合法移民，政府还安排他们有偿种树，这既解决了生活问题，也绿化了环境。
3.澳大利亚公务员制度改革
澳大利亚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人员过多，几十年来公众要求政府大力精简人员的呼声一直比较高。
1975年自由党魁弗雷泽执政，为了缩减政府开支并企图平息广大选民对政府官僚机构庞大的不满，弗雷泽便责令组成以自由党林奇为首、包括其他四名高级部长的“政府职能审查委员会”
，对联邦政府各部门职能进行调查。
弗雷泽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建议，提出两年内减少工作人员1.6万～1.7万人，为联邦每年节约5.6亿澳元，主要做法是：把部分政府拥有的企业出售给私人经营，把政府的某些部门职能并入私人企业；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将一些可以由州政府管理的部门划归州政府；继续审议某些政府部门的作用。
1983年工党领袖霍克执政，在第二年便推出了一项更大规模的精简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政府某些部门或职能并入私人企业，将航空公司、邮电通讯、运输等部门实行商业化管理，国家不给或很少给经费，以减少公务人员的人数。
在机构方面，将原来的28个政府机构一下子减少到了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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