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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李婶，上个月还来了位张大爷，他拿来一台老收音机，是“红灯牌”
的，黑色的塑料外壳裂了道缝，旋钮也掉了一个。
张大爷头发都白了，背有点驼，说话声音却很洪亮：“这收音机是我和我老婆子结婚时买的，那时候全村就我们家有一台，晚上邻居都来听戏，热闹得很。”
他说，老婆子去年走了，走之前还跟他说，想再听听以前的戏，可那时候收音机已经坏了，他一直没敢修，怕一拆就散了。
我打开收音机的后盖，里面的线路板都泛黄了，有些零件还生了锈。
我找了块放大镜，一点点检查线路，发现是电容坏了，又翻出珍藏的旧零件盒，找到个型号匹配的电容换上，再把外壳的裂缝用胶水粘好，还找了个相似的旋钮装上。
，！
等我按下开关，收音机里传来“咿咿呀呀”
的京剧声时，张大爷突然红了眼眶，他凑过去，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听了好一会儿才说：“就是这个声，跟以前一样。”
他掏出钱包要付钱，我推辞说不用，他却执意塞给我五十块，说：“小伙子，这不是钱的事，你帮我把老婆子的声音找回来了，谢谢。”
后来我才知道，张大爷每天晚上都会打开收音机，听着里面的戏，就像老婆子还在身边一样。
我开这家店，一半是因为喜欢老东西，一半是受爷爷影响。
爷爷退休前是钟表厂的修理工，一辈子跟齿轮、发条打交道，厂里的人都叫他“王师傅”
，说他修钟的手艺是厂里最好的——再难修的钟，到他手里，摆弄几天就能“滴答”
走起来。
我小时候常跟着爷爷去厂里，厂房很大，里面摆着一排排待修的钟，有座钟、挂钟、还有小巧的怀表，机器的轰鸣声里，总能听见爷爷的声音：“小李，这个齿轮齿数不对，换个新的。”
“老张，发条别上太紧，容易断。”
爷爷修钟的时候，总是很专注，眼睛盯着零件，手上的动作又快又准，我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看他拆零件、洗零件、再重新装起来，有时候他会给我一颗小齿轮，让我拿着玩，冰凉的金属在手里转来转去，我觉得比玩具车还好玩。
家里的抽屉里全是爷爷攒的小零件，用铁皮盒分门别类装着，每个盒子上都用铅笔写着标签：“1987年上海牌手表齿轮”
“1992年闹钟发条”
“1995年怀表游丝”
。
有次我问爷爷，这些零件都没用了，为啥还留着，爷爷说：“都是修过的物件上拆下来的，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就算用不上，看着也踏实。”
他还跟我说，“1987年上海牌手表齿轮”
是修给一位老教师的，那位老师的手表戴了二十年，齿轮坏了，到处都找不到配件，最后找到爷爷，爷爷翻遍了库房，才找到这个齿轮，修好后老教师非要给爷爷送锦旗，爷爷推辞了好久才收下。
小时候我总偷摸翻爷爷的零件盒，有次趁爷爷不在家，我把他修了一半的闹钟拿出来，想看看里面的齿轮怎么转，结果一拆就收不住了，零件掉了一地，有小齿轮、螺丝，还有一根细细的发条，我慌了，怕爷爷骂我，赶紧把零件往抽屉里塞，结果不小心把发条弄断了，我吓得躲在衣柜里，捂着嘴不敢出声。
爷爷回来后，看见桌上的零件，没生气，只是喊我：“小子，出来吧，躲在衣柜里不闷吗？”
我慢吞吞地走出来，低着头准备挨骂，爷爷却蹲下来，拿起地上的零件，笑着说：“没事，咱们一起拼，正好教你认认齿轮。”
那天我们拼到半夜，客厅里的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爷爷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镊子，一点点把零件拼回去。
他教我认齿轮的齿数，说：“你看，这个齿轮有12个齿，那个有24个齿，齿数对不上，再使劲也转不起来，就像做人，得找对路子，不然再努力也没用。”
他还教我装发条，说：“发条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松了钟不走，紧了容易断，做事也一样，得有个度。”
我蹲在旁边，帮爷爷递零件，有时候递错了，爷爷也不怪我，只是笑着说：“再找找，别急。”
拼到半夜十二点，当闹钟终于“滴答滴答”
走起来的时候，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爷爷摸着我的头，给我端来一碗糖水，说：“你看，做事跟修钟一样，急不得，得慢慢找规律，规律找着了，事儿就成了。”
那时候我以为“规律”
就是真理，只要找着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爷爷总能让停摆的钟重新走起来。
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始琢磨更玄乎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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