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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毛病，他特别指出：“局中局外，宜一心一力，共与维持，毋望往事。
毋惑人言，自始至终，坚苦贞定，历之永久，而无或稍渝，斯公忠同尽，自强之效。
有操券可卜者。”
闽浙总督李鹤年则提醒说：“闻洋人议论，谓中国人无定见，又无恒心，此弊诚所不免。”
两广总督英瀚、安徽巡抚裕禄乃至奉命检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则认为：与其加强海防。
还不如“整饬长江防务”
，以为“东南久远之计”
。
盛京将军都兴阿虽认为筹防应“以水陆兼练为主”
，但“尤宜急练陆兵之法”
。
至于造船，可先由江南制造局试造，然后再酌量增添。”
而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东南沿海的“海防”
与西北边疆的“塞防”
之间，难置可否，似有更重“塞防”
之心。
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却分析说：俄国乃最大的威胁，明确倾向“塞防”
，鼓吹用兵新疆。
同时，还提出东北地近俄国，应对大清“龙兴之地”
的安危加以关注。
千疮百孔的大清国，举目一望，危机四伏，哪儿不是危在旦夕，哪儿不需要好好地整顿，哪儿不要花大把大把的府库银子？
在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和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紧闭书房门窗，熬了几个通宵。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虽然早年饱读诗书，可连个正式的举人都没弄到手。
但他志不在此，而是关心世界、国家的大局，把自己锤炼成了一个明悉时局、洞彻形势、胸中装满治国强国方略的新型知识分子。
同治四年，28岁的他给曾国藩上了一道“万言书”
，力主“策富强，定经制，消反侧，防外侮，正风俗”
，文章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急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而对当时功成名就、声势煊赫的曾国藩，除了匡正规劝，通篇竟没有一个字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
薛福成独特的见识和品格，立即受到曾国藩的激赏，马上请他入幕，参赞军机政务，薛福成也被当时人称为“曾门四贤”
之一。
其实海防大筹议这一年，39岁的薛福成，刚刚转投李鸿章的幕府。
但他的才具见识，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和器重。
他那对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在于因循守旧的分析，那中国要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必须“变而后能胜”
的主张，那“安知千百年后，中华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机”
的设想，以致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考察和对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理想，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纷纷朝议之中，只有李鸿章委托薛福成拟成的奏折最中要害，它的产生，起到了力排众议的效果。
薛福成作为李鸿章的代言人，他笔下的文字足以让观者的后背渗出细密汗珠：
“……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屈将就。
至今年日本兴兵台湾一事，经水陆将士拼力血战，始驱除之……臣于台事初起时，即缄商总理衙门，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洋人论事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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