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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好的情感和友爱的情感都属于一种依恋的情感，正如虽然反抗与服从意义相反，但它们却都有依赖于他人的存在一样。
我们无疑可以将患者对医生的敌意的情感称为“移情作用”
，因为治疗的情境不是引发这种情感的原因。
因此，这种负移情作用的观点使我们确信我们对于积极的或友爱的移情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这种移情作用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它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困难？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以及我们最终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只是在对分析做详细的技术性指导时才讨论的，我今天只简略地谈一下。
由于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患者才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当然要顺从患者的这些要求，不然的话，如果不友好地加以拒绝他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我们要克服移情作用，只有通过告诉他，他的情感不是来自目前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现了先前发生于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而已。
[417]以这种方式，我们迫使他将他的重演（repetition）转化为记忆。
通过这种方法，不论是友爱的或是敌意的移情作用，均可以被转化为治疗的最便利的工具，来提示心理生活的隐秘部分。
但我想在此说几句话，以使你们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现象的出现所感到的惊奇得以缓解。
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还不能算是消除，它正像生物体那样正在继续发展着。
在治疗的开始，还不能制止这个发展，但在患者接受治疗之后，其整个病情的变化都向一个方向——即他与医生的关系之上。
这样，移情作用可被看作一棵树的木材层和皮层之间的新生层，只有通过它才会有新组织的形成以及树干半径的扩大，当移情作用发展到这种程度时，患者的回忆工作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
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已不再是关心患者先前的疾病了，而是在治疗随之而来的新形成的改造过的神经症了。
我们可以追溯这种旧症的新版的起点，我们已观察到它的起源和成长，我们能够找到出路，因为作为移情的对象，我们处于它的核心位置。
所有患者的症状都已抛开了它们原初的意义，并且适应于新近的意义，这个意义存在于与移情作用的关系之中；或者这些症状的持续只在于能够经受这样的改变。
如果我们能把握这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就相当于去除了原有的疾病——即完成了我们的治疗工作。
如果患者能和医生保持正常的关系，克服了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影响，那么在脱离了医生之后，他自己仍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正常生活。
[418]
移情作用对于癔症、焦虑性癔症以及强迫性神经症等的治疗来说处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这些神经症一并归属于“移情性神经症”
。
无论是谁，如果他能通过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有一个全面的印象，那么他就不会怀疑那些在症状中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并且不再需要更强有力的有关其力比多特性的证据了。
可以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了移情作用的现象之后，才深信症状的意义乃是力比多的替代满足。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来改进我们从前有关治疗作用的动力解释，以使它与我们的新的发现相一致。
在我们通过分析发现用抵抗解决通常的冲突时，患者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来帮助他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达到康复。
不然的话，他也许会重蹈覆辙，使已进入意识的东西再次退回到压抑之下。
从这一点看，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患者的智力顿悟——它既不强，也不自由，不足以肯定这样的成就——而只取决于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
如果患者的移情作用是积极的，他就会认为医生具有权威性，并转而深信他的话语和解释。
如果没有这种移情作用，或者移情作用是消极的，那么医生以及他的观点就很难打动患者。
这里的信任来源于爱，一开始并不需要任何理由。
假定理由是由他所爱的人提出的，那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对它们加以审查。
没有这种支持，论点就不足以使患者或一般的人受到影响。
这样，一般来说，一个人就智力一方而言，也只有当他有能力使力比多贯注于客体对象时，才有受到影响的可能。
我们有理由认为，自恋的倾向对甚至是最好的分析技术产生的疗效形成一定的障碍。
将力比多对象贯注转向他人身上的能力当然为一般的人所共有。
我们谈的神经症患者的移情作用倾向只不过是这一普遍特殊的变本加厉而已。
这么重要而又普遍的特性，竟没有人加以注意或利用，这确实令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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