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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想到，他的体质不会比他妹妹好多少，如果接到不好的消息，我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他——但去得太晚了，对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221]因来晚了而遭受的这种谴责成了梦的中心主题，但却被表现为这样一幕情境，即我学生时代所尊敬的老师布吕克通过可怕的蓝色眼神责怪了我。
造成这幕［关于弗利斯］的情境变动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
梦不可能以我所体验的方式来再现［关于布吕克］的情境，却由另一人物保持了蓝眼睛，而消灭的角色却由我来承担——这显然是由愿望满足工作所造成的倒置。
我对朋友康复的挂念，我对未去看他的自责和羞愧——他毫未兴师动众地来到维也纳（看我）——我借口自己生病——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梦中我所清晰感觉到的情感风暴，并在梦念的这个区域激**不已。
但是，梦还有另一起因，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
在手术后最初几天接到不好消息的同时，我被告诫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此事。
对此，我很不高兴，因为这表明对我的谨慎的不必要怀疑。
我很清楚，这些告诫绝非来自我的朋友，而是出自传递消息者的笨拙和谨小慎微。
然而它所伪装的指责却使我很不快，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我们知道，只有实质性的指责才有伤害性，也只有这种指责才使人不安。
我所想的事情其实与这位朋友无关，而涉及到我早期生活的一个阶段。
有次我在两个朋友之间引起了麻烦（他们两人都很尊敬我），是因为我在一次谈话中把一个朋友说的话不必要地告诉了另一个朋友。
当时我也遭受了谴责，而且现在还记忆犹新。
这两个朋友之一便是弗莱契尔教授，另一个朋友的教名为约瑟夫——也就是我梦中的朋友和对手P。
不能保密的谴责，在梦中由“毫未兴师动众地”
的成分以及弗利斯问我告诉了P多少有关他的事情所证实。
但是，正是这个［关于我早年的不慎及其后果的］记忆的介入，才使我目前因来晚了而受到的责备，转变为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时受到的责备。
而且，通过把第二个人变成梦中消失一幕中的约瑟夫，梦境中的指责就不仅是指我来晚了，而且也是指不能保守秘密。
这样，梦中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及其原因都变得清晰可辨了。
我目前关于被告诫不要谈论［关于弗利斯病情］的愤怒，虽然轻微，却受到内心上的其他原因的强化而膨胀为对我实际上喜欢的人的一股仇恨。
这一强化的原因来自我的童年期。
我已说明［第424页以下］，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是如何地起源于童年期与我那位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地优越于我，我又是如何地很早就学会反抗他以自卫；我们既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同时据长辈的说法，又互相打斗、互相埋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第一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魂。
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侄儿重又出现，并和我一起扮演恺撒和布鲁特斯。
我的情感生活总要求我同时有一个亲密朋友和一个敌人。
我总能得到新的朋友和敌人，而且，我童年时的理想情境又总能完全重现，使朋友和敌人集于一人之身——虽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同时发生或不断交替。
关于引起某种情感的近期原因，如何能够回复到某一童年情境并为这一情境所取代，这里我不想加以讨论［见第546页］。
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问题，应在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阐释中得到说明。
就释梦而言，我们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回忆可以在下列内容中唤起或以幻想形式加以重构。
两个小孩争执某件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虽然记忆或虚假记忆中很明确），每个小孩都声称是先到并应该拥有它。
他们于是打了起来，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
由梦的证据看，我可能自己意识到错了（我自己注意到错了），但这次我是强者并占领了场地。
那失败的对手便跑向他祖父——我的父亲——去抱怨我。
我的父亲告诉我，我却以“我打他，因为他打我”
这句话来自卫。
这一记忆也许是幻觉，是在我分析此梦时想起的，它构成了梦念的一个中介因素，将梦念中的各种情感汇聚起来，就像一口水井把流入其中的水蓄积起来一样。
梦念以此为出发点，按下列方式进行：“你对我让步是活该，你为什么要推开我？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到别的玩伴”
，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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