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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跨越都是以良种革命作为先导的。
如中国水稻生产历史中经历的“高秆改低秆”
“常规改杂交”
两次革命，实际上都是由水稻种子革命所带来的。
未来世界农产品的竞争实质上都会是以种子为核心的竞争。
种子是粮食生产的基础。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种子是不可取代的农业生产资料，它决定了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种子不好，水、肥、土等外在因素再好也没有用。
种子正是哲学上经常讲的“内因”
，它是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种子是农业科技的载体。
从有性杂交、系谱选育再到分子育种，品种改良技术正在不断地助力中国高效农业的发展。
中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达50%，而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品种改良实现的。
种子是缓解人多地少矛盾的关键。
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和人口的增长，粮食消费持续增加，但农业用地不断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未来粮食总产增长的20%依靠耕地面积的增加，80%依赖于单产水平的提高，而单产水平提高的60%～80%又来源于良种的科技进步。
通过选配、推广高优种子，借此提高单产，成了破解上述矛盾的有效方法。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选育的超级杂交水稻，比常规水稻增产15%～30%，创造了在占世界7%的土地上养活22%人口的奇迹。
种子重要，种子得安全。
影响种子安全的因素很多。
一是在种子的总量上是否足够、品种上是否配套，也就是说，种子在数量和结构上是否安全；二是要确保农民买到的不是假种子，也就是说，种子在质量上能得到保证；三是种子市场是否竞争有序，而不是乱象丛生；四是作为一个产业，是否牢牢掌握在民族企业的手里；五是种子生产、运营体系是否完备，能否靠此确保种子行业的正常有序发展。
这些都是种子安全的应有之义。
但站在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看待种子安全时，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种子的产业安全。
必须正视跨国种业公司以种质资源保护开发、技术创新协作、经营资本注入等形式抢滩中国种业、危及中国民族种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威胁。
国家农业管理部门应积极主动地研究应对策略，采取有效措施，在农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下，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本国的种质资源，大力扶持民族种业，不断增强民族种业的竞争力，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二）保护中前行：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
中国的种子产业安全吗？中国种业会不会出现阿根廷大豆、印度棉花那样的灾难性情形，抑或是别的什么恶劣情形？这个问题得问问我们自己的政府和我们自己的种业公司、种业人。
我们心怀忐忑。
自2000年《种子法》颁布以来，计划经济时代国有种子企业垄断种子生产与经营的状况被彻底打破，中国种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十来年下来，中国种业综合实力依然不强，“杂、多、乱、小、散”
现象突出。
全国现有种子经营持证企业近8700家，有效经营区域为全国范围的育、繁、加、销一体化的大型种业公司不足80家，手握自主品牌品种的企业仅有100余家，而经营不再分装种子的私营代销店多达10万家，全国最大的种子企业的销售收入不及种业总体销售额的3%，种业公司前20强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如美国的一个孟山都公司……除在种子分销环节的弱势外，在研发这一核心环节上，中国国内的种业公司亦是脆弱不堪。
东北农业大学教授金益曾说：“大部分种子企业都不具备科研能力；稍有实力的，就向科研单位购买专利；剩下的，则不是仿冒就是套牌。”
我们拥有科研能力的种业公司不到总数的1.5%；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比多的只有不到5%，少的甚至不到1%，低于国际公认的“死亡线”
。
丰乐种业、登海种业、敦煌种业、隆平高科、万向德农是我国5家实力较为居前的种业公司，它们2009年在研发上的投入总额仅有4400万元人民币，孟山都一家同年的研发投入就是这个数字的15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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