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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言之切切，似为事实。
但更多的资料表明：“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
[43]而不是春获麟，作《春秋》，春作秋成。
此时孔子七十一岁高龄且同年夏有齐国贵族政变的干扰，他老人家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心境时将几百年的事筛选系年，编成一万多字的书想亦困难，但这已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说到现在，似乎对《春秋》的起源仍未给予明确答案。
由于史阙有间，回答只能如此。
但我们相信，《春秋》的源头决非单一而是多元的，如卜辞实际上就是编年史的萌芽形态，而编年史这类体裁的出现也决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又必然和那个阶段的其他文化形式的变化有关。
周人战胜殷人，吸收了他们的先进文化，但为什么殷人先进的卜辞记事方式几乎突然消失？[44]卜辞和《春秋》这类编年史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不都很值得史学史专家探讨吗？
《春秋》与孔子是什么关系？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存在重大分歧。
皮锡瑞指出：“孔子所作之《春秋》，以为本周公之凡例，则孔子于《春秋》，不过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本《三国志》，钞录一过，稍有增损。
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贬，概以为阙文疑义；王安石乃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春秋》几废矣。
凡此皆不知孔子作《六经》教万世之旨，不信汉人之说，横生臆见，诋毁先儒。
始于疑经，渐至非圣。
或尊周公以压孔子，如杜预之说《春秋》是。”
[45]
两千多年的意见大体说来有这样几种，一是坚信《春秋》为孔子所作。
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孟子。
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46]类似的说法，在《孟子》中凡三见。
他一方面点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批评孔子作《春秋》是一种僭越行为。
孟子的意见考之孔子时代的政治形势、文化背景不论是否可信，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很大。
即使是儒家学派之外的人以及与孟子几乎同时的人也都相信这一点。
庄子转述孔子对老子所说的话是：“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47]当然，“六经”
之称，是孔子后学的事，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且《庄子》一书“寓言十九”
，[48]如果视为信史，固然不行。
但是韩非也曾记载孔子与鲁哀公讨论《春秋》的对话。
[49]即使激烈批评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的荀子，[50]也不曾批评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
之说是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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