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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少了来自“体制内”
的直接庇护，其他行政和事业单位几乎都能够顺藤摸瓜地与“中央”
拉上关系，唯独教研室不能，这种寒素出身宿命地注定，在面临种种困顿和逆境时，很少有相关部门为其撑腰壮胆，这是其不幸所在。
反过来说，这种“自下而上”
，又使得教研室别具一种“草根”
色彩和“底层”
品格，无论风吹浪打基本心无旁骛，始终扎根、坚守在教学实践的一线，顽强地生长为根系粗壮青枝绿叶的大树，表现着独特的生命力，通过自己的奋斗显示了其在中国的“合理性”
，这又是其幸运所在。
三、“尼斯湖怪”
教研室身份的尴尬，除了前面所说的另类出身外，还有一个便是经济收入问题。
现在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因素分析。
第一个因素是时间。
在全国的教育系统内部，各地教研室差不多都是“先富起来”
的典型，当许多校长还在为改善学校建设、提高教师收入捉襟见肘，当各级教育行政的一把手还在为教育经费的缺口寝食不安，教研室已经凭借自身努力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这当然使它显得十分“招摇”
，也引来许多批评指责。
其实，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基础教育领域中异军突起的其他一些现象相比，如由“学校改制”
“初中入学办法改革”
等催生的“公办民助”
“民办公助”
学校的大批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牵动全社会的轰轰烈烈的择校行为，名目繁多的各种补习班向千家万户抛出的诱人许诺及不菲的价格……无论是社会影响波及的范围，还是相关资金流动的数额和规模，教研室当初赖以“招摇”
的“经济基础”
都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由于在时间上“遥遥领先”
，基础教育系统在整体上还是“清水衙门”
，教研室却“先富起来”
无疑显得格外“嚣张”
，何况，那时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头脑中市场经济的观念远不像今天这样“开放”
，教研室之富，当然是特别“扎眼”
。
第二个因素可以说是为名分所累。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
时过境迁，在后来教育领域发生了那么多与“金钱”
有关的变化后，教研室的创收也不再那么“扎眼”
。
但究其根本，仍然有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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