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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好像还没有怎么被采用过，其实，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忙碌，不仅不逊于任何一个行业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历史悠久。
有学者在整理新中国教育掌故时，发现1956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解决中小学教师的忙乱问题》。
“去年冬天以来，在各地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中，教师忙乱现象又开始严重起来了。
教师们经常被拉去参加各种各样与教学无关的活动，不能集中精力进行教学工作，影响到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
文章例举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向学校摊派的各种社会工作任务，包括铺路、除四害、推销糖果、代办储蓄业务、推销电影票等，而且是难以推卸。
在学校内部，影响教师正常深入工作的还有教育行政部门常常向学校布置的一些繁琐的工作和学习规定也朝令夕改，基层学校的教师编制也偏紧，许多要求令教师们心存疑惑、‘无所是从’。
评论指出，中小学教师忙乱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老问题’，没有真正将学校的教学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打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不尊重教师的劳动。
为此，应该使学校的工作真正围绕教育教学展开，保证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教学工作，减轻教师身上不切实际的繁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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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学校的忙碌似乎有增无减，慨叹之余稍加分析，学校和教师的忙碌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教育得不到应有尊重。
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之中，中小学学校教育的效果是长期才能兑现的，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与密切关乎人们生活的经济事务相比，与直接关乎人们基本安全的政治事务相比，学校教育的这种特征使得人们总是觉得可以从长计议，不至于那么急迫，因而沦入实际上的弱势，甚至被工具化，为各种各样“宏大”
的社会事务襄助和驱使。
第二类，则是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所使，这恐怕是到任何时候也无法避免的。
“学校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学校已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制度之一。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几乎没有人不和学校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没有直接关系，也会有间接的关系。”
[8]如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独生子女政策更加剧了人们对于学校的热情和关注。
在中国的的教育制度下，即使是最边远地区像故事片《凤凰琴》《一个也不能少》那样只有一名教师的山村小学，同样有每周一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而算术课的例题和习题，期中与期末考试的安排，也与最发达地区的学校保持基本一致。
这种一致的实现，主要是依靠前述教育行政系统来承担的，这样的行政系统，像一条纽带将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的规划、要求与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入学、毕业、课本、学校建筑、校园建设、教师聘任和培训，举凡中小学中所有事宜，均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之内。
教研系统的工作对象：学校教学，当然也是基础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务。
上述种种事务固然繁重，却自有其周期和规律，通过制度化可以凭借经验和惯例相对轻松加以处理，何至于对分量重大的教学“鞭长莫及”
呢？又何须教研室这一机构呢？
我们可以从某所学校收到的上级文件中做一番透视，收“一叶知秋”
之功。
2006年的头一场雪，并没有来得比往常早些。
在这一年里北京市某城区的某中学，一如既往地要从自己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该区的中教科——接到各种文件，学校一位专门负责档案的年轻女职员，忠于职守地将所收到的文件逐一编号存档，于是，年终时便有了下面这份“北京市某区某中学2006年收到的由所在区教育委员会下发的文件目录”
。
为了更好地品味这份目录所透露出的信息，不妨再复习一下中国基础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方式。
作为该中学上级领导的区教育委员会，对中小学校行使垂直的领导关系，经常直接向学校发布各种管理要求，具体的发布者是则是区教委。
同时，北京市教育委员对区一级的教育委员与也行使垂直的领导关系，这就是说，北京市对于基础教育的日常管理，并不直达到学校，而是以垂直方式即通常所说科层管理体制，通过市、区两级教委，最终达到学校层面的。
这样，学校所接到的文件，包括了由区教育委员会转发的市教育委员会的文件，和区教育委员会自己下发的文件。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是用市教委和区教委的名义，但具体操作这些针对中学文件的部门，正是市基础教育处和区中教科。
细心些可以看出，按照序号，下面的目录并不完全，据说有些文件未发到学校一级，这就意味着区一级所发和转发的文件数目还要大于目录中的总和。
北京市某中学2006年收到的由所在区教育委员会下发的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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