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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勇气和自信心是战争中十分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武德，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
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和谨慎，不过它们需要用另外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
指挥作战的统帅和指导作战的理论也同样如此。
六、一切战争行为都是政治行为
战争绝非消遣。
它不是冒险家追求冒险和赌徒赌出输赢的纯粹娱乐活动，更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手段。
由于幸运的变化，由于**、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出现，战争所表现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殊表现而已。
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目标、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照概然率法则来研判对方的行动，进而自己采取行动。
既然是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计算，那么，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成为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政治目的作为战争的最初动机，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要求，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
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
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以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
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于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时就需要另外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替代政治目的。
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始终要首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
有时，当政治目的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成时，这个对等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
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缓和，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就越显著，它甚至能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几乎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
民族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由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
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
只有战争真的像按纯理论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战争本身的规律，就像一包已经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能在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
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
但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所以，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
所以，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还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
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并非无关紧要。
不过，在某种情况下，无论这样的要求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有时，政治因素即使在某一种战争中似乎真的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同样都是政治的。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那么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括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
只有不把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慧，而是按习惯性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具政治性。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避免与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各不相同。
因此，政治家和统帅首先应该做出的最重大、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而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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