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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不仅强调不带偏见的观察和思维的归纳作用，而且站在哲学的立场上反省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归纳方法。
他形象地把单纯的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把先验的理性主义者比作蜘蛛，而把正确的科学家比作蜜蜂，从而要求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带偏见的观察和合乎逻辑的推理结合起来。
他说：“实验家像蚂蚁：它们只知采集和利用；推理家犹如蜘蛛，用它们自己的物质编织蜘蛛网。
但蜜蜂走中间路线：它从花园和田野里的花朵采集原料，但用它自己的力量来变革和处理这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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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培根精心地探索实验科学的方法不同，笛卡尔认为数学是唯一使他感到满意的学科，因为数学的证明具有最严谨的逻辑性和最明晰的确定性。
在笛卡尔看来，数学应当成为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典范，因为数学具有从最简单的观念开始，然后从它们出发进行严谨推理的独特优点。
笛卡尔正是以数学的严谨逻辑去“怀疑”
和“澄清”
人们的观念，从而高扬了理性的批判，确立了理性的权威。
笛卡尔及其后的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17世纪的哲学大家，都以数学为楷模，试图从某种直觉地把握到的最高确定性出发，通过严格的推论方法而构筑理性的永恒真理的王国。
18世纪哲学则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在一种比较朴素的意义上去看待理性。
恩斯特·卡西尔提出，18世纪哲学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理性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理性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被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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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理性最重要的作用和效力是什么呢？在18世纪哲学看来，就是它的分析和综合的功能。
理性把一切经验材料分解为最简单的观念，把一切传统观念分解为最基本的成分，进而批判地反省这些最简单的观念和最基本的成分，从而使人的全部知识和信仰都成为批判考察的对象。
（三）对象、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
以近代实验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哲学，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怎样才能正确地反映思维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问题，也就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
因此，正如黑格尔所说，近代哲学的原则并不是“淳朴的思维”
，并不是“如实地思维各个对象”
，而是“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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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把自己关于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当作对象，这样的思维当然就不是“淳朴的”
。
它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
在这种哲学思考中，包含着最基本的三者关系：对象—对象意识—自我意识。
实际上，笛卡尔的“我思”
或“自我”
，就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活动，而且是自我对意识本身的意识即“自我意识”
。
就是说，笛卡尔的“我思”
具有双重性：关于对象的意识和关于对象意识的意识。
在“我思”
的双重性中，对象变成意识中的存在，这就是意识界的存在或对象意识；对象意识又成为思维反省的对象，这种关于对象意识的意识就是思维的反省活动或自我意识。
在意识对象（意识外的存在）、对象意识（意识界的存在）、自我意识（关于对象意识的意识）这三者关系中，自我意识是作为觉其所觉、知其所知、想其所想的反省意识而存在的。
正是由于近代哲学自觉到了关于对象意识的自我意识，而不仅仅是自觉到了意识对象与对象意识的关系，它才能够“十分清楚”
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使之获得“完全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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