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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林遗址的一条早期灰沟中堆放了26个猪牙床，在文化层中出土的猪牙床达170多个。
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盛行用猪殉葬的习俗，三里河的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颌骨多达32个。
说明当时饲养猪的数量已相当多。
渔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遗址中有大量的獐、斑鹿、狸、麋鹿等动物的残骸。
在王因遗址出土了分属20多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之中。
大汶口文化的渔猎工具不但数量多，而且形制也较为先进，出土了双翼起脊长铤的骨镞、牙质渔钩、石匕首、骨匕首以及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
黑陶高柄杯（山东安丘出土）
大汶口文化制骨、制玉的工艺水平较高，其中尤以制骨工艺最为突出。
早期流行精致的小型骨雕工艺品，如邳县大墩子出土的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骨珠皆钻孔。
大汶口墓葬所出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上往往刻有纤细的花纹。
到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已成熟，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七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雕花骨匕及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生产也很有特色。
特别是到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生产少量的小件陶器，烧制出火候较高且质地细腻的灰白色陶器。
晚期已使用快轮技术生产大件陶器，白陶涌现。
白陶是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坩子土经1200℃的窑温烧制而成的，白陶器皿胎薄、质硬、色泽明丽。
晚期所烧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为以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
大汶口文化的陶塑艺术品较多，兽形提梁壶、猪鬶、狗鬶等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容器反映出了陶塑技术的纯熟。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遗址较多，已清理出的墓葬达2000多座，多为土坑墓，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儿童与成人的葬法一样，未见儿童瓮棺葬。
早期墓葬无葬具，中、晚期有结构复杂呈“井”
字形的木椁。
在早期的兖州王因墓地存在多人一次合葬墓和多人二次合葬墓，多为同性合葬，少的葬2人，多的葬20人，这种合葬方式曾见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墓地。
在中期的诸城呈子墓地既有同性合葬墓也有男女合葬墓。
中、晚期出现了明显的夫妻合葬墓，大汶口墓地经性别鉴定的4座均为男左女右，其中35号墓还有一幼女合葬，这类墓葬的随葬品较为丰富。
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的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差别不大。
到中、晚期，在墓的规模和随葬品方面显示出贫富差别，有的墓狭小简陋，随葬品很少甚至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如大汶口10号墓，有“井”
字形木椁，死者头颈部佩戴三串玉石装饰品，还另佩玉臂环、玉指环，随葬有玉铲、象牙雕筒、象牙梳、骨雕筒及90多件精美的彩陶、白陶、黑陶。
大墓与小墓已形成强烈的贫富对照。
大汶口文化居民盛行佩戴饰物，如男女均佩戴由成对猪獠牙制成的束发器；王因墓地上有的墓主人双臂佩戴着10余对陶镯；大汶口墓地130多座墓中，半数以上的墓主人随葬饰物，饰物有臂环、指环、成串的管珠项饰和玉筓、骨筓、象牙梳等头饰。
大汶口文化居民还有一种特殊的佩戴物——龟甲，有的背、腹甲成对，有的穿孔，有的内置石子或骨针，这实际上是佩在腰上的甲囊，具有灵龟崇拜的宗教意义。
在一些墓主人的手骨旁，还发现有獐牙和獐牙钩形器，当时手持獐牙和獐牙钩形器也是一种具有宗教含义的习俗。
根据对墓葬人骨鉴定发现，大汶口文化居民流行头部枕骨人工变形和在青春期拔除上侧门齿的奇特习俗。
《淮南子·地形篇》云：“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方……（有）凿齿民。”
大汶口文化居民拔除上侧门齿的习俗印证了远古确有凿齿之民。
传说中的凿齿民是不是就是指分布在黄淮之间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尚不得而知。
另外在兖州王因、邳县大墩子墓地中，还发现有些死者齿弓严重变形，并且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可知变形是死者生前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说明当时还存在一种口含石球或陶球的习俗。
（三）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前后有直接继承关系的两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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