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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通过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翻译，继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一些近代数学成果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西学传播的**。
中国数学家和其他学者不仅在翻译介绍西方数学成果方面付出大量劳动，为西方近代数学知识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在此过程中又对近代数学的某些领域进行发展和改进。
李善兰通过翻译西方数学著作，掌握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数学，也了解了西方的数学思想，中西数学在他的后期研究工作中得到了会通。
1860年后，他的数学研究的方向转向圆锥曲线、级数和数论方面，先后著有《椭圆正术解》2卷、《椭圆新术》1卷、《椭圆拾遗》3卷以及椭圆曲线在弹道学方面的应用《火器真诀》1卷、《尖锥变法解》1卷、《天问或算》1卷、《考数根四法》1卷等著作，其中很多内容属于中西会通的精心之作。
例如，《尖锥变法解》就是李善兰掌握了微积分方法与自己早期创立的尖锥术在对数上作比较写出来的。
华蘅芳的数学代表作《学算笔谈》以通俗简明的语言和形象具体的例题，介绍了西方近代数学基本知识和代表当时最新成果的微积分数理及其解法，还介绍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学习数学的方法。
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数学家在学习、介绍、研究近代数学方面的重要活动与成绩。
到近代后期，中国教育界则进一步将近代数学引入学校教育，一些西方数学著作被改编为教材，使近代数学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改变了传统的自学与师友相传授的狭隘传播方式。
二、物理学
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懂得和运用了物理学的原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
然而到了15、16世纪以后中国的物理学研究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西方经典物理和现代物理学直到晚清时期才被介绍到中国来。
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物理发展史上，仍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科学研究成果。
郑复光、邹伯奇等人在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例。
邹伯奇像
在力学方面，邹伯奇发表了一些著作，对求物体的几何重心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为《磬求重心术》、《求重心说》。
在这些著作中，他运用数学方法，对质量分布均匀的几何形的物体的重心进行推导计算，方法是正确的。
他还论述了立体形的重心求法。
他首先将立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容圆的，“凡立体各形等边、等面者，其容圆心即为重心”
；第二类是“面、边不等的”
，如方台、方亭、刍甍、刍童等，“剖为长方、长圆、立锥、堑堵各形求之”
。
就是说把立体分解为长方体、圆柱体、正锥体、直角楔形等，先分别求出它们的重心，然后再求整体的重心。
这些分解体的重心是可求的，而且有理论依据，并列举了各种例子，说明几何重心的求法。
但在具体做法上仍各有不同，一是四率比例法，二是悬吊法，三是几何法。
虽然这不是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在我国的力学发展史上不失为突出成就。
虽然在近代中国曾经产生像郑复光、邹伯奇那样的在物理学某些领域作出贡献的科学家，但是中国的物理研究毕竟是落后西方太多太久了，整个近代的中国物理学基本上还是以学习、介绍西方物理学为主要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也作为一门重要学科被列入中国普通教育之中，同时一批留学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派往国外学习，奠定了日后中国近代物理学起步的基础。
三、天文学
天文研究以其与农业生产的十分密切的关系，成为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之一。
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天文研究，在历法和天象观测方面远远领先于当时欧洲各国，在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到了最高峰。
明代以后，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陷入停顿局面，虽有耶稣会士传入一些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但是无法改变这种迟滞的趋势。
近代以后，西方的天文学知识输入国内，对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产生强烈冲击，传统天文学的研究受到很大影响，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向前发展。
这以顾观光的研究工作最为突出。
他先后撰写了《周髀算经校勘记》、《读周髀算经书后》等论著，对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名著进行了订正，更正了其中27处文字错误。
同时还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对原书中的天文学观点进行质疑。
在《周髀算经》一书中，“盖天说”
被认为是宇宙的基本形式。
按照这种学说，天被想象为半球形的盖子，大地被想象为倒扣的碗，天地之间相距8万里，北斗星居天的中央，人居地之中，雨水落地，流向四个边缘，由此而形成了“天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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