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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
对此，顾观光并不赞成，他认为天本是浑圆的，只是因为古人观察天象的工具及方法有局限，才使得他们认为天是平圆的。
所以他们不得不以地球的北极作为天下的中央，而将表示周径里数的内衡、外衡依次环绕着这个中央。
他还认为，即使古人的理论有案可考，也纯属古人观测天象作的设想，并非意味着必须用这种平圆理论来测量天地。
他的探讨，对人们一向深信不疑的古理发表了不同见解，有助于后人对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新研究。
他还写成了《开元占经鲁历》，十分详细地将中国历代的历法与西历、回历加以比较，探讨运用新的方法来计算古历法中闰年误差日的数值。
在此书中，他用数学的“演积术”
推断出公元718年由瞿昙悉达编的天文历法书《开元占经鲁历》，从上元庚子到开元二年的积年少数了3060年。
他还指出了清代李锐用“何承天调日法”
计算朔日余数出现的错误，并创立了一种以日法中的朔日余数辗转相减的办法，使日法在百万数以上都可以求。
除了顾观光在传统天文学研究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以外，其他一些中国学者在对传统的天文学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各个方面使传统的天文研究趋于完善。
这些研究使中国学者重新“发现”
中国编制历法时所采用的计算方法，特别是高次内乘法的采用，是可以使实际的计算十分精确的。
在致力于传统天文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对西方近代的天文学知识也进行了介绍学习，对传播近代天文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当中除了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情况以外，还对哥白尼学说进行了简短的介绍，翻译了几篇关于哥白尼学说的文章，附录了地球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的图。
邹伯奇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不仅在物理、数学方面有所建树，在天文学研究也是颇有成就的。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学术界对哥白尼学说有争议的时期。
他支持哥白尼学说，制作了一架太阳系表演仪，太阳在中心，有8颗行星围绕太阳运转，其中海王星是1846年发现的，在他制作的仪器上已经有个环形物套在球外，外形与土星相仿。
这一仪器制作于徐建寅续述《谈天》之前。
可见其对近代天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重视与学习。
他还计算了从辛酉年（1861）起的若干年内5大行星的运动情况，其中包括水星“远日之期”
的预报，金星离日四十度为最明的预报，3颗以上行星会聚的时间和位置的预报，与实际情况大致是相符的。
中国近代的天文知识输入相对较早，但是近代天文研究事业却起步甚晚，因为作为这一事业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和专业人才，这是贫弱的清政府无法做到的。
这样，中国国内的天文台在近代基本上都是外国殖民者建立的，中国天文事业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直到清政府灭亡后，中国采用公元纪年，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才由教育部派人接管了清朝的钦天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央观象台”
，负责编写新的历书，由高鲁主持这项工作，常福元协助其工作。
1915年，中央观象台用“中国天文学会”
的名义出版《观象丛报》，月出一册，每册的前半部分是以天文为主，也包含气象、地磁、地震的文章，后半部分是气象记录。
虽然这本杂志的多数文章是根据国外资料半编半译而成的，但是它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普及天文知识的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人正是由于它的影响走上天文研究之路的。
同时，由于它的发行，开始了中国和外国在天文出版物方面的交流，中国天文研究机构先后收到国外近百种交换的刊物，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地磁、地震等方面，打开了中国天文学与国际交流的渠道。
除了编历和出版刊物以外，中央观象台还组织了古观象台开放展出和设置天文陈列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国民众对天文知识的兴趣，为近代天文研究做了有益的推动。
四、地理学
在地学方面，近代以来，由于外国侵略的不断加紧，中国的边疆领土不断遭到外族侵略，加之学习西学的需要，全面了解包括西方各国在内的世界地理成为十分迫切的工作。
因此，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作用下，近代中国地理学研究的进化、发展以较快的速度进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无论是在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的介绍研究，还是在近代地质科学的研究都建树颇多，人才辈出。
如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杨守敬（1839—1915）、曹廷杰（1850—1926）、张相文（1867—1933）等，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中做出了贡献。
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和对西方各国地理政情的介绍，是近代早期中国地理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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