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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够被感觉到，却已然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组成部分。
如此地不言而喻，以至于都不会有谁想起来要问一问它是怎么回事。
既然现在，还是举一个来自亚洲的例子吧，就有这么一个人，如今就在政治领域贯彻“不主动”
[译按：或可理解为“无为”
]的原则，既然甘地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
——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14]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对印度的“人”
（amindiss）做工作，而这种工作就是那样的特点，所以不会有谁注意到它是怎么回事。
历史中的所有成功，都是假成功（Serfolg）。
历史中的所有成功，都离“现实化”
（Verwirklig）[译按：或可理解为“成”
]很远。
历史中的所有成功，都源于做事情的人背弃了其所真正想做的事情。
历史中的所有成功，都不是“实在化”
（Realisierung）[译按：或可理解为“弘”
]，而是“非实在化”
（Nichtrealisierung）[译按：或可理解为“未弘”
]——哪怕精心掩饰，藏在成功的外表里，贴上标签，终究还是“非实在化”
。
与之相反，在不成功之中人变化了。
变化的缘由是——有所作用而又不介入。
这种主动就是不主动做事情[译按：或可理解为“无为而有为”
]，通过不主动而主动[译按：或可理解为“无为以有为”
]，只是强健地“在这里”
，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与中国的雄伟智慧接触时一定要认识到的东西。
[15]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这不是智慧，而是呆蠢。
我们终于品尝到了它的美妙，然而代价极其苦涩——简直可以说是呆蠢。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不久之后将身在何处会站在这里，我们都应该触摸老子所代言的那个现实。
（作者：马丁·布伯，德国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译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1]参看Ireiaoism”
？，iaSerica42（1994）：445—464，esp.448.
[2]这是印度思想家泰戈尔（1861—1941）在与布伯谈话时所讲的话。
布伯在《与泰戈尔的一次谈话》一文里谈到，“泰戈尔同意我的看法，随后又批评说，西方文明现在虽然出现了许多疲弊的现象，但还是太强大了，不可能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还可以抵挡得住西方文明。
他说一定要明白西方文明的机器、大炮与东方的存在原则即真正的沉思是相对立的。
他说一定要让西方明白西方的这种忙碌是空虚没有意义的，要教导西方和东方一起专心致志地凝视永恒真理！”
。
参看MartinBuber，Nachlese，Gerlingen：Seider1965c，1993，p.185。
《与泰戈尔的一次谈话》一文最初是以英文的形式，发表于1950年。
题名ATalkwithTagore，发表时已注明原稿系德语。
参看MartinK?mpdranathTagermany：ADotation，Calcutta：MaxMuellerBhavan，1991，p.96.《与泰戈尔的一次谈话》一文说到，与泰戈尔的这次谈话是在“二十五年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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