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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wa25Jahreher），在布拉格（Prague）温特尼茨教授（MorizWiz）的家里。
这显然是指1950年的“二十五年前左右”
——当是20世纪20年代。
查阅泰戈尔20年代的行踪，可知其曾于1921年6月访问布拉格，还于1926年深秋在布拉格停留。
至于1922—1925年、1927—1929年都不曾到过布拉格。
详可参看SabyasachhiBhattacharya，RabindranathTagore：Aion，London：Penguin，2011，pp.278—283.或可推断认为，布伯与泰戈尔谈话，当在1926年，大致就是1950年的“二十五年前左右”
。
当然，关于与泰戈尔的谈话，布伯还留下另外一个叙述版本——“在谈话过程中，泰戈尔对布伯说，‘你们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啊，属于西方。
可你们为什么需要西方呢？来呀，机器、大炮都扔进海里吧！
你们不需要整个的工业化。
这一切都扔掉吧，让我们，东方和西方，坐下来，一起体悟真理去！
’”
。
参看AubreyHodes，EhMartinBuber，London：Penguin，1972，p.189.
[3]在1965年《中国和我们》里，“一个十字架”
（einKreuz）改成“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
（eingroβesSymbol）。
[4]在1965年《中国和我们》里，“你带这么沉的东西干什么呀！
那么沉的十字架扔掉吧，爬山可以更轻松呀！”
（Wasmachstduesdirsoschwer！
WirfdochdasschwereKreuzab，dannwirstduvielleiaufkommen）改成“你这么辛苦，何必！
那么沉的玩意儿就扔掉吧，爬山可以更轻松呀！”
（WozudieMühe？WirfdochdasschwereZeugab，dannwirstduvielleiaufkommen！
）。
[5]在1965年《中国和我们》里，“十字架”
（Kreuz）改成“它”
（demda）。
[6]早在20世纪20年代，布伯已从这个角度对泰戈尔的观点作了批评。
他坚定地认为，西方必须正视、承担西方自身的负担。
不妨参看布伯1921年6月12日写给路易丝·杜蒙-林德曼的信——“亲爱的杜蒙夫人，我们真的很高兴您打算来……您心里对‘泰戈尔周’（Tagore-Woche）抵触，我真的很能理解。
整个做法都是错的呀。
我本人也只是去做一场公开的讲演，至于主办方其他的要紧的活动，哪怕是跟大公（Gr）活动，我都回绝了。
泰戈尔是很可爱的，有着难得的童真，怀着一种很能感动人，美妙，但我们不能接受的信念。
他不了解我们的负担，以为能够把我们的负担弄轻松，所以他就同我们讲，他可以很轻松地来处理——但我们呢，只能笑盈盈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孩子，我们一刻都不敢忘记，我们的负担的全部重量我们是不可以扔掉的，反倒要带着它往高处攀登，实在不行那就夹着它，掉进深渊去好了”
。
参看MartinBuber，Briefwechselaussiebeen.BandⅡ.1918—1938，Heidelberg：LambertSeider，1973，pp.78—79.不难看出，布伯对于泰戈尔的思想是持保留态度的。
“泰戈尔周”
系凯沙林伯爵（HermannKeyserling）1921年6月9日至14日以其“智慧学校”
名义，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举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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