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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
中国历史上，公元前四八〇年至前二二〇年是战国时期——和今日世界在很多方面都颇为相似。
当时中国分裂为许多封建的小王国。
每个小国都把“耕战之术”
作为国家的要务。
最后，“七雄”
中的秦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优势，得以战胜其他六国，从而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统一。
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要区别“本”
和“末”
，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为是立国之末端，因为经济生产主要靠农业，而商业只关系到产品的交换。
商品的交换终究要以生产为前提，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里，农产品是主要的产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都重农轻商。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里，商人自不免受到轻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通常是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种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人出身于“耕读世家”
，往往引以为傲。
读书人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他们一般出身于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
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
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得以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在中国就采取了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形式。
《上农》——农业的价值
著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书中，辑有各家哲学撮要，有一章名为《上农》，其中比较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认为农民像婴儿那样单纯朴实，惯于顺服长上，比较不自私，他们的物质财产复杂多样、难于移动，因此，国家遭难时，农民不会弃置不顾；商人则自私奸诈、计谋多、不顺服，他们的财产简单、易于转移，因此国家有难时，商人往往自己逃跑，不顾国家。
这一章认为，把农业和商业相比，不仅农业对国家更重要，而且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比商人的生活方式高尚。
这就是为什么要以农业为上。
（见《吕氏春秋》第二十六篇第三节）这一章的作者看出：人的生活方式受经济背景的制约，而他以农业为上的思想又显示那个时代的经济背景对他的思想制约。
从《吕氏春秋》的观察中，反映出中国哲学里道家和儒家关于社会经济两派思想的根源。
这两派思想主张如同两极那样背反，但它们又像同一个轴的两极，两个方面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思想。
“反者道之动”
在比较儒道两家的不同思想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两家共同的一种理论思想，就是都注意到，无论在自然和人生的领域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
借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
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主题，也是儒家阐发《易经》时的一个主题。
它无疑受到太阳、月亮运行和四季嬗替的启发。
对农民来说，注意这些自然变化是农业生产的必需。
在“易传”
中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
（《系辞下》），又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丰卦·彖辞》）。
“易传”
中称这样的运动为“复”
，《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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