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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编者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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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中国的各种著作不可胜数，但是需要承认，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真实知识实在少得可怜。
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如果请他们列举中国的主要哲学家，除非是汉学专家，大概能举出的中国哲学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一个老子。
这个看法，甚至对一般哲学教师来说，恐怕也不为过。
有关中国哲学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为数并不少，但通常不是太专业，就是通俗到了乏味、没有价值的地步。
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
这样一本书出自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学者之一的笔下，它的问世，就有了更大的意义。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的内涵远远超过孔子和老子，或儒道两家著述所涵盖的范围。
在漫长的二十五个世纪里，凡西方哲学家所曾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
还应看到的是：在多少世纪里，哲学家们所属的学派，尽管还继承了自古以来的名称，其思想内容却随时代的变迁而十分不同了。
举例来说，如果孔子像佛家轮回理论所说那样，转世到十二世纪朱熹的同一时代，他大概很难想到，朱熹的思想竟成为当时正统的儒家思想。
在这种多样性的后面，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主题反复出现，其中之一是冯博士在本书第一章里所描述的“内圣外王”
之道。
怎样能够得道，从而得以做到内圣外王？如果就精义而不是从字面看，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如冯博士所指出的，它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世和超越的两重性。
这一点是冯博士最近新著《新原道》一书的主题。
笔者不敢在此妄论冯博士此书的全部精义，而只想指出：西方仅仅一知半解的这种哲学精神，使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为既有高居峰巅、在松树下沉思默想的圣人，又有十分实际、只问眼前的俗人。
回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学习中国哲学与文化其他方面的时候，令我最感愉快的是：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间，到清华大学随冯博士读中国哲学。
当时，冯博士刚完成他的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二卷。
这部书很快便在中国的同类著作中居于数一数二的地位。
有一天，冯博士问我，是否知道有什么人愿意从事把此书译成英文的工作。
结果是，我承担起这项工作。
一九三七年夏，日本刚发动侵华战争之际，我所翻译的冯博士《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出版。
当时，我期望在两三年内，可以完成此书第二卷的翻译工作。
此后，我因工作关系离开了中国，接着是漫长的战争，还有其他的任务打断了我的原定计划。
直到一九四六年秋冯博士应聘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才得以重新开始原先的计划。
自此以后，我选择了冯博士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中的若干章，有的已在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有的即将在该刊发表，其目录已收入本书参考书目。
由于得到富布赖特法案资助，美国学者可以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研究，我将于近期赴北平，计划逗留一年，希望到一九四九年秋能够完成《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的翻译工作。
去年，我在宾州大学开始了这项工作。
这时，冯博士决心自己动手，把他先前的著作《中国哲学史》缩写为英文的一卷本，并要我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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