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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透过它被理想化的外壳，依然可以窥探原貌。
整个乌托邦几乎都被包含在了家庭手工业体制中。
一个公民，只要他和“家庭”
有一点儿联系，他就会和手工业有所联系。
每个公民都至少学习一门手艺，而这项手艺几乎会是他一生的职业。
在乌托邦，农业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职业，这是莫尔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
由于农业在乌托邦是非常受人重视的，因此农业劳动实行义务劳动制的组织原则，而不同于一般手工业的组织形式。
每个人都必须从事两年的农务，如果有人特别爱好农业活动，也可以申请延长农业劳动时间。
由此可知，乌托邦里并不存在真正的农村。
他们的农村里只有农场，人们从城市来到农村，进行一定时期的劳动，期满后又会回到城市，继续从事自己用以谋生的工作。
公民的住宅区和工作区构成了城市，城市中有专门进行农业工作的特定区域。
这样说起来，在近代第一部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就提出了消灭城乡差异的方式，虽然方法有些原始。
手工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都是属于整个社会的。
公民可以从公共仓库或者公共市场中得到他们需要的物资。
在之后对乌托邦的各种设想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分配方式，有的采用平均分配，有的实行按劳分配，有的选择按需分配。
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选用了最后一种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
也就是说，每个家庭需要多少物资，就将得到多少产品，绝不会出现人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情况。
当然，莫尔已经意识到了，“按需分配”
的前提是物资必须充足。
只要产品储备足够充裕，就不用担心有人所求超过所需。
并且他坚信，乌托邦一定会有足够充裕的产品储备。
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需要认识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
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了全面发展，并且生产力也高度发达时，才能完全克服资产阶级的狭隘观念，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但是莫尔并没有这种生产力能力迅速提高的思想，毕竟在莫尔生活的15世纪至16世纪，技术进步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还并不明显。
我们并没有在《乌托邦》中看到乌托邦社会中有什么十分优越的技术条件，但是莫尔坚信，在实行每日六小时的有限工作时间里，依然能够保证全体人民的生活产品供给。
莫尔认为，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能够过上这种富足的生活，是因为乌托邦社会中彻底消灭了寄生虫。
对社会上的寄生现象的评论及其影响的研究，莫尔是傅立叶的先驱。
我们知道，在傅立叶的理论里，对寄生问题的研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而傅立叶的观点就是对《乌托邦》中的基本论点在19世纪的社会现实中的延伸发展。
莫尔将绅士、贵族、神职人员、随从和乞丐视为寄生虫，同时，他还把生产奢侈品的人员和女性纳入这一行列中。
在他看来，如果女性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就是一种浪费。
在乌托邦，只有真正从事社会需要的其他劳动并且做着公认的有益之事的人，才可以免于从事体力劳动。
比如，国家官员不需要进行体力劳动，被选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也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
但是，如果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负众望，他们就会被调回，继续进行体力工作。
相反，如果正在进行体力劳动的公民中有人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可以获得豁免，而去进行脑力劳动。
由于那个时代极度缺乏科技进步的思想，因此要解决“痛苦的”
劳动这一问题是非常困难的，直到19世纪，这个问题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言，也是很头痛的。
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招募一批对这类工作感兴趣的公民，比如，傅立叶说过，儿童具有担任某类工作的喜好，就可以把儿童组织起来去进行成人讨厌的工作；第二，是实行一定的制度去强迫人们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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