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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夫古今先师相传，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传祖；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
如康成解《草虫》‘觏止’为**，此可谓求义理于古经中乎？《史记》引《书》‘在治忽’为‘来始滑’，伏生今文作‘采政忽’，此明为音字相乱，今人犹曲为解之，此可谓明道者词乎？《尧典》稽古，郑氏训为‘同天’，解者以《说文》稽从禾（古兮切），禾木曲头，止，不能上极于天而止，是上同之义；此等训诂，可谓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乎？汉学诸人，释经解字，谓本之古义者，大率祖述汉儒之误，傅会左验，坚执穿凿，以为确不可易。
如以箕子为‘荄滋’，‘枯杨’为‘姑杨’，‘蕃庶’为‘蕃遮’，数百千条，迂晦难通。
何义门云：‘但通其训诂而不辨义理，汉儒之说《诗》，皆高子也。
’信乎！”
今按：同卷又有论专恃《说文》十五谬，文长不录。
古制之不足追，
《汉学商兑》卷下：“汉学诸人，坚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而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
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冠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
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耶？窃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
物有本末，是何足臧也？以荀子法后王之语推之，则冕服、车制、禄田、赋役等，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胾耳。
何者？三统之建，忠质之尚，井田、礼乐诸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又何论后世，而欲追古制乎？”
与夫义理之不必存乎典章制度，
《汉学商兑》卷中之下：“至谓古圣义理，即存乎典章制度，则试诘以经典所载钦、明、安、恭、让、慎、诚、忠、恕、仁、孝、义、信、慈、俭、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贱利、重义、杀身成仁，反而言之，曰骑、泰、奢、肆、苟、妄、自欺、谗谄、贪鄙，凡诸义理，皆关修齐治平之大，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而如戴氏《七经小记·学礼篇》中所记冠弁诸制，将谓即以尽天下之义理与？”
又卷中之上：“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
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
夫言礼而理在，是就礼而言理。
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
即如今人读书作文学百艺，以及天文、算数、兵谋、讼狱、河防、地利一切庶务，谓曰须明其理，则人心皆喻。
谓曰此皆是礼之意，则虽学士亦惶惑矣。”
皆亦言之有理。
虽所见不能如章书之大，要亦当时汉学一有力之反响也。
盖乾、嘉诸儒古训、古礼之探究，其终将路穷而思变，亦观于二氏之言而可知矣。
于是继吴、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两汉时今古文斗争一大公案，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王。
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今所传《十三经注疏》，皆汲晚汉古文家之流。
西汉所谓十四博士，其学说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
自宋以来，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
入清代，则节节复古。
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
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
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
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治《公羊》者，始于常州。
刊落训诂名物，而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
者，显与皖派戴、段之徒，取径不同。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分裂之导火线，则经学今古文之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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