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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清儒治经，长于训诂名物，而短于义理，诚为不可掩之事实也。
诸子则专家之学，不能通其大义而徒求于训诂名物，无当也。
《胡适文存二集·论墨子》：《太炎先生与行严第一书》云：“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
胡氏驳之云：“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
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书中，都很明白。
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太炎第二书》又申之云：“校勘训诂，以治经者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
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
（原注：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
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
）（今按：《易系》乃阴阳家杂揉儒、道为之，亦诸子一流耳。
清儒于《易》理多不能发挥，惟戴震能言之，亦以彼能言义理，其他不能也。
）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
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
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今按：太炎说是也。
胡氏《与行严第二书》尚有答辨，然殊牵强。
王氏言诸子只及训诂，不谈大义。
俞氏颇有涉及，如《诸子平议》《老》、《庄》各卷，均有误说。
即如《老子》开首两句“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十二字，以寻常小学训诂说之，则几无可说。
若论其大义，则非精晓《老子》全部学说者不能道也。
又以《论语》一书言，宋朱子《集注》多从义理上说，清刘宝楠《正义》专重名物度数校勘训诂上说。
尽有校勘训诂能发明朱《注》误处，然遇道义理处，朱《注》亦尽有胜刘氏《正义》者。
平心读之自见。
即胡氏自己治诸子，亦仅借王、俞校勘训诂为初步，其精神断非王、俞之校勘训诂所能限也。
又胡氏《哲学史大纲导言》云：“校勘训诂，这两层虽极重要，但是作哲学史还须有第三层整理的方法，可叫做贯通。
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
宋儒注重贯通，汉学家注重校勘训诂。
宋儒不明校勘训诂之学，故流于空疏臆说。
汉学家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碎琐。
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完备了，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恉。
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
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
《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
今细看此三篇著作，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
今按：胡氏此论与太炎说全合，亦可见治诸子不能即止于校勘训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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