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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画魂》的主题一点都不像从历史取材，而像是今天新闻头条中延伸出来的故事。
香港国际室内乐节《东西方的邂逅》香港大会堂剧院
为了在节目编排中达到概括而彻底的包容性，有时候，串在一起的曲目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是，纵览第二届香港国际室内乐节的节目编排，你会看到：其一，参与音乐节的艺术家们，有不少曾经在芬兰同台演出；其二，音乐节致力于在恰当的文化氛围之中，提倡西方室内乐那种亲昵的演奏方式。
如此类推，上周五的芬兰室内乐与中国民乐小组的演出，就不显得稀奇了。
乍一看，中国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与室内乐相关的艺术动力或社会基础。
因此，这里的观众迟迟都没有接受这一门音乐艺术。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民乐乐器的改革，推动了民族乐团的成立。
香港中乐团为了创新曲目，曾付出极大的辛劳。
乐团在民族室内乐方面也投放了不少资源。
上周五负责编排曲目的，是香港中乐团驻团指挥周熙杰与香港国际室内乐节艺术总监兼大提琴家李垂谊。
他们俩把东西方的音乐连接起来，但是想象与实践未必一致。
《春江花月夜》这首古曲，是秦鹏章与罗忠镕改编的作品，共用了16个乐器，所以从阵容的角度来看，相当接近室内乐团的编制。
琵琶与竹笛的对话比较突出，其他乐器负责衬托。
西贝柳斯早期的钢琴四重奏由李垂谊与钢琴家李嘉龄、小提琴家朱丹与格里戈尔·克图（GrzegorzKotow）演奏。
这部作品相当接近钢琴协奏曲的雏形。
弦乐器好像统一阵线般与钢琴独奏对峙。
《放驴》这首河北管子吹歌经过整理之后，本来朴素的民间音乐摇身一变，成为表演艺术。
本来是弹拨乐器独奏的《天山之春》，经改编后却变成带有维吾尔民族风味的小组演奏。
这两首中国作品与奥利斯·萨里南（AulisSallinen）的《第三号四重奏》同样尊重原有的音乐素材。
但是，萨里南把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丧礼进行曲改编成一个独特的、令人不易忘怀的艺术宣言。
相比之下，中国编曲家显得只是为动听旋律加上华彩装饰罢了。
中场休息过后，无论东方、西方的音乐阵营都变得更加稳固。
徐坚强的《嚣板》是丝弦合奏曲（扬琴、中阮、琵琶、古筝与二胡）。
五个乐器都保留着本质与个性，对于作品的整体都有各自的贡献。
赫尔辛基四重奏演出西贝柳斯的《D小调四重奏》时，保留了队伍应有的急躁性格。
演出萨里南的作品的时候，四重奏听起来通透但简朴。
演奏西贝柳斯的时候，四位音乐家都显得颇有深度。
香港创办“好热！
当代音乐节”
对于喜爱非传统、非主流风格的乐迷，香港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像一处沙漠。
在这里，主宰一切的都是品牌效应。
大部分观众宁愿选择大众追捧的作曲家—比如说贝多芬与勃拉姆斯—也不愿意试听任何新的曲目。
这样说吧，香港的“好热！
当代音乐节”
（HellHot!Festival）基本上就是为一班反对派中坚分子而创立的热闹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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