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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东莞的这项辟路工程完全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
对当年的这段历史，一位干部告诉笔者：“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内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认识。
当时很多人不能接受，对这种做法有一种情绪，不是因为思想保守，主要是不知这个前途将会如何。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1989年前后，很多外商对中国持观望态度，怕中国的政策有变，很多人不敢来中国投资，特别是‘6.4’之后那一段时期，不但外商们对到中国投资持观望态度，就连早期过来的一些老板也都开始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
在这种形势很不明朗的情况下，将来有没有外商来投资，这也需要足够的胆识、思考和判断力。
所以这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思想不断地更新。
只有思想解放，才会不断前进。
任何情况下，你的思想不解放，那你的发展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
只要你有新的解放，你就能实现新一轮的发展。”
其实在欧阳德的内心深处，早就潜藏着一个愿望——1988年他刚刚接手的东莞在广东四小虎中排在最后，中山的财政收人比东莞多出2000多万，此时的欧阳德是憋着一股劲的，一定要超越前面的三小虎。
对此，欧阳德胸有成竹，他跑过许多发达国家，在这过程中，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心中有数，有一点他始终坚信，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政策是永远不会变的。
很多人猜想，欧阳德集资修路的想法是受了东莞高涉镇当年集资修桥的启发。
1981年，紧挨着莞城的高涉镇曾用农民集资的方式建过一座大桥。
此前，高i的农民到莞城卖菜，虽然只隔一条江，却要绕道石龙，多走20公里，有时人还没进城，蔬菜就颠簸坏了，非常不方便。
所以后来高涉的领导想出了这个办法，修成了高涉大桥，直接连到了万江，只要3公里就可以到莞城。
建好后他们又靠收过桥费来偿还投资。
说起修建高涉大桥，当时的高涉书记刘国平向我们回忆了当年的情景：“高涉镇是东江下游的一个岛，当年是东江纵队的水乡根据地。
以前交通极不方便，虽然离莞城只有10公里，但就因为PA了一条江，这里的人去莞城要绕道石龙，得花3个多小时。
1981年，高涉镇就开始修建高I大桥，当时没钱，就采用集资的形式，但建到中途钱就用完了，只建了两个桥墩，后来洪水又冲坏了原来的设施。
我是1983年调去的，当时的高J*因为交通不行，成了东莞最穷最落后的镇之一，难以向前发展，因为没桥所以招商很困难。
我一到那边第一件事就是下决心一定要在1984年春节前把桥给建起来，也就是说只有3个月的时间。
当时我利用投标方式向全市招标，万江的一个工程队中标了，结果还提前了4天时间完工。
这座桥总投资250万，公路局给了我们80万，我们又贷款44万，当时我们搞贸易也赚了一点钱，但还是不够，所以就向群众集资，每人收10元，一共集资上来26万元。
桥修好后，我们开始收过桥费，大客车1至3元，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收5毛钱。
这样，第一年我们就收了50万元。
后来交通部来了一个副部长，我怕他批评我，赶紧向他保证，还清债后就不收过桥费了。
没想到他说，你收是对的，不收是错的。
听了他的表扬后，我的胆子又更大了一些。
于是我们又开始修路，把向群众集资建桥收上来的钱（当时这笔钱没用完）又转投到水泥路上，同时又把收上来的过桥费转过来，修了一条巧公里长、4米宽的主干道，接通石褐与大桥那边的万江地段。
后来我们又搞了一个自来水厂，我们请上海人设计，投资了100多万，所以我们高4人在1986年就喝上了自来水。
这些设施搞好了之后，我们的引资就容易多了。
原来我们这里只有几个小工厂，后来香港投资的理文集团也从石喝转了一部分厂过来，有手袋厂、录音带厂、纸箱厂等，投资2000多万，1989年台商投资的裕元鞋厂也进到我们这里来了，职工就有好几千人，4年后在香港上市，发展得比理文还要大。
所以高涉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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