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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决定兴亡、盛衰、治乱的又是什么呢？在这点上，他作了很多努力，也猜测到了物质生活对政治的制约关系，但却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
（《论衡·异虚》）
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
（（治期》）
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
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
国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
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
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治期》）
如果把“时”
、“数”
、“历”
等当做客观规律来看，王充这些见解还是发人深省的。
但王充却由此陷人到了“命定”
论中。
纵然如此，他仍排斥了儒家所神化了的、受命于天的所谓圣人、王者、名世者——这对于伦理史观的正宗来说仍是“异端”
。
他对三纲五常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提出夭地一体，则打掉了“天尊地卑”
的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他的伦理观点：
让起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
……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寒，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治期））
他没有否定礼义之心，却认为这不是以纲常秩序为准则的道德所决定的，而是由贫富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他承认了个人的切身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自然，这一伦理观与历史观是紧密相连的——他看到了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对历史的作用：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盗贼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田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
……传曰：“仓凛实，民知礼义；衣食足，民知荣辱。”
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
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乎义重，平安之基立矣。
（《治期》）
人民物质生活的多寡，则决定了社会的治乱与发展——这一见地，还是深刻的。
由此，他批驳了孔子的“去食存信”
论，指出：“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
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问孔））
由食与信，进而论德与刑：“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
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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