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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这固然不无相当的理由。
然古代社会矛盾不深刻，政治所代表的，就是社会的公意，自然没有人出来说什么话。
后世社会复杂了，各方面的矛盾，渐渐深刻，政治总只代表得一方面，其（一）反对方面，以及（二）虽非站在反对方面，而意在顾全公益的人，总不免有话说。
这正是（一）有心求治者所乐闻，（二）即以手段而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亦是秉政者所应希望其宣泄的。
而始皇、李斯不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篇》）。
误以为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至少庶人不议，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这就和时势相反了。
人的知识，总不免于落后，这也无怪其然。
但社会学的公例，是不因人之不知，而加以宽恕的，该失败的总是要失败，而秦遂因之倾覆（秦朝的灭亡，固非儒生所为，然人心之不平，实为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儒生亦是其中的一部分）。
汉朝的设立学校，事在武帝建元五年。
此时并未立学校之名，仅为五经博士置弟子。
在内由太常择补；在外由县、道、邑的长官，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察其可者，令与所遣上计之吏，同诣京师。
这就是公孙弘所说的“因旧官而兴焉”
（不另设新机关），但因博士弟子，都有出身，所以传业者寖盛（以上见《史记》《汉书·儒林传》）。
至后汉，则光武帝下车即营建太学。
明、章两代，屡次驾幸。
顺帝又增修校舍。
至其末年，游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况。
按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条，说两汉受学者都诣京师，其实亦不尽然。
后汉所立，不过十四博士，而《汉书·儒林传》说：“大师众至千余人。”
《汉书·儒林传》，不能证明其有后人增窜之迹，则此语至少当在东汉初年。
可见民间传业，亦并非不盛。
然汉代国家所设立的太学，较后世为盛，事实上比较的是学问的重心，则是不诬的。
此因（一）当时社会，学问不如后世的广布，求学的自有走集学问中心地的必要；（二）则利禄使然，参看第七章自明。
前汉时，博士弟子虽有出路，究系平流而进。
后汉则党人劫持选举，而太学为私党聚集、声气标榜之地。
又此时学术在社会上渐占重要地位。
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学。
于是纨绔子弟，掺杂其中，不能认真研究，而易与政治接近，就成《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
了。
汉末丧乱，既不能研究学问，而以朋党劫持选举的作用亦渐失。
魏文帝所立的太学，遂成学生专为避役而来，博士并无学问可以教授的现状（详见《三国·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
魏晋以后，学校仅为粉饰升平之具。
所谓粉饰升平，并不是学校能积极地替政治上装饰出什么东西来，而是消极的，因为倘使连学校都没有，未免说不过去。
所以苟非丧乱之时，总必有所谓学校。
至其制度，则历代又略有不同。
晋武帝咸宁二年，始立国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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