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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协商和招待各国代表前来东京参加国际笔会的事宜，我们前往伦敦，这样的欢迎晚宴，日本的西大使和我们自是当然的主宾。
虽说我和威利氏开始亲切交谈，但我几乎不会用英语对话，自然说起来拖泥带水，只为表达亲切感而已。
就连能够熟练翻译《源氏》等日本古典文学的威利氏，其日语会话和写作都不甚可靠。
同行的著名翻译家松冈洋子坐得很远，不过，英语和日语的三言两语，加上英、日两种语言的笔谈，有时，威利氏也越过餐桌，探过身来同我交谈。
笔谈使用的是我的笔记本，所以如今还应该在我家里。
下回一旦找到，还是烧掉为好。
例如，我的《十六岁日记》原稿，发表时的誊抄稿不知是撕毁了还是烧掉了，所以使得川岛至氏在《川端康成的世界》文章中，凭想象说《十六岁日记》有的是二十六岁时发表时的“添加修正”
，即使遭到如此的臆测和妄评，也失去了予以否定这部作品的确凿物证。
《十六岁日记》被确认是十六岁执笔时的原作原貌也罢，或者有人怀疑掺进了二十六岁发表时的“创作”
也罢，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更有甚者，熟读我的作品的川岛氏在推论之中，也指出了一些被我忽略的地方。
然而，另一方面，对我的所谓“人情味儿”
，过于狂热的猜疑与误判，即使对于这些观点，我也接受了。
例如，写作《十六岁日记》的书桌，“我从桌边转过身来（当时，我在榻榻米上摆着一张大书桌）”
。
在那张大桌子上，写完了《十六岁日记》的一部分。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三十九岁时，在改造社出版的《川端康成选集》的后记里写道：“靠近祖父的病床边，放着一只脚凳代替桌子，脚凳上立着一根蜡烛，我就在这上头写完了《十六岁日记》。”
川岛氏说“这不符合逻辑”
，确实是这样。
正像川岛氏所推断的那样，“如果说先生用过两张桌子，才比较合理”
。
那个榻榻米房间，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
那房子内部属于乡下租房的布局，客厅八铺席，佛坛两到三铺席，南北并联。
这是西侧，东侧有玄关和餐厅，还有一个房间。
我在客厅放一张桌子，祖父的病床铺在稍远的卧室内。
在《十六岁日记》中，我为了更生动地描写祖父，尤其要记录祖父说些什么，所以写成是在“靠近病床”
旁边写完了《十六岁日记》。
我没有将客厅里的大书桌搬入病房，而是利用脚凳代替书桌。
那篇给人仅仅在脚凳上完成写作这一印象的后记，虽然有些修饰，但多是在脚凳上完成倒是事实。
祖父患白内障，眼睛几乎看不见，他不会注意到我写《十六岁日记》的事。
祖父的头脑已经犯糊涂了。
雇佣的女佣御美代老婆子也根本不关心我在写什么。
我不记得她提到过什么有关我写作的事。
即使稍有人关心，我也会因羞愧而停笔。
因为这是属于我个人的秘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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