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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后来当上皇帝的杨广挥霍无度，使隋朝财政遭受重创，自己也丢了江山。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
他治国理财时，仍然把农业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贞观初年，关中、关东连续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荒，卖儿鬻女，唐太宗听说后，赶紧命人把皇宫府库中的金银布帛拿出来，帮灾民赎回被卖掉的儿女，这是为了确保国家财政的来源不受损。
唐高祖在位时，已下令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初唐实行的租庸调制，实际上是一种实物税，每年向农民收取田租、谷物、布匹，或者命其为政府服役。
征收实物更能避免汉魏以来货币经济长期破坏带来的结果，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
这一政策卓有成效。
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一百多年间，唐朝财政收入经年增长，粮食价格渐趋下降，国库得以充实，封建经济蒸蒸日上，将大唐推向了顶峰。
到了宋元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镇打破坊市界限，产生了最早的纸币“交子”
，海外贸易远通西洋。
与此同时，财政上却呈现出高度中央集权的特点，处处充满皇帝搞钱的套路。
宋朝为了避免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实行“强干弱枝”
的策略，废除武官藩镇，地方改置文官，将财政兵马之权移交中央，即“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
。
此举没有加强两宋的国防实力，却满足了一部分权贵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
元朝统治者为满足日益浩繁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赋税收入，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文宗天历年，在七十年时间里，盐课增加二十余倍，茶课增加两百多倍，商税增加近十倍。
明清时，皇室支出繁多，在财政上也实行了高度的集中和统一，由皇帝亲掌财政大权。
明朝的万历皇帝为了敛财，让宫里太监倾巢出动，到各地征税、开银矿。
他们出任矿监、税监，为皇帝搜罗钱财，所到之处极尽吸髓饮血之能事，导致民不聊生。
清朝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花钱大手大脚，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出现亏空。
此时，乾隆的心腹大臣和珅给他提出了一个理财办法，即以钱抵罪的“议罪银”
。
乾隆依照和珅所说，让一些犯罪的官员把钱交到内务府，依据犯罪情节的轻重交银子来免除刑罚。
如此一来，贪官污吏的钱就到了乾隆的私人小金库中，既增加收入，也可满足乾隆六次南巡、修建行宫的开支。
在本文开头说到的故事里，汉武帝曾为营建朔方城调动十万人力和上亿物资。
时过境迁，到了征和四年（前89年），汉军出兵西域，桑弘羊建议扩大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田的规模，汉武帝却否决了。
汉武帝颁发了“轮台罪己诏”
，与当年雷厉风行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轮台诏》中，汉武帝提到：曾经有人奏请百姓每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作为边防军费，这会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这次派人去遥远的轮台开荒，更会使天下人劳累，朕不忍心这么做；如今应该致力于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减轻对民间的剥削，使天下安定。
波澜壮阔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年迈的汉武帝终于放下了执念。
然而，他开启的财政政策，已成燎原之势不可逆转，国家垄断、政府干预的“蛋糕”
从此被历朝政府紧紧握在手中。
这一“必要的恶”
，在此后的两千年中不断地循环往复，是非功过，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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