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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渊源，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把《春秋》记载的全部鲁国十二位国君的世代，按照由近及古的顺序分为三等，即所见之世、所闻之世、所传闻之世。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一说鲁襄公二十二年），所以鲁襄公之后的哀公、定公、昭公时代就是孔子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的时代，是为“有见世”
；而在孔子刚刚出生和出生之前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的时代，对孔子来说也不算距离太远，是为“有闻世”
；而更以前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的时代就要算是“有传闻世”
了。
孔子对这三个不同的世代，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见世”
这是孔子自己亲身生活的时代，批评起来就比较委婉；对于“有闻世”
，批评起来就要直白一些了；对于“有传闻世”
，议论起来就更加不留情面了。
这就是亲疏有别、贵贱有别、内外有别、远近有别、轻重有别的道理。
被董仲舒这样描述出来的孔子好像有些堂而皇之地滑头，但董的道理是：好人做了坏事应该受到批评，坏人做了坏事也应该受到批评，但好人和坏人不该受到同样的批评，对好人的批评应该多一些含蓄才对，这才能显出贤与不贤之别。
同样，对尊者的批评、对国内事务的批评，也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来办。
从道义上说，不该诋毁尊贵的人；从处世的智慧上说，也不该让自身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在发表议论的时候，对距离自己越近的世代，言论就越是谨慎。
看孔子对自己所生活的昭公和哀公时代，批评起来就格外地委婉。
所以说，进能安邦、退能全身，这就是《春秋》之道。
《春秋·文公十八年》记有“冬十月，子卒”
，据《公羊传》的解释，“所谓‘子卒’，是说子赤死了；死了却不记日子，是表示哀恸；为什么哀恸呢，因为子赤是被弑而死。”
文公时代属于“有闻世”
，孔子对这时候发生的悲剧还能够感同身受，这就叫作“痛其祸”
。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记有“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这就是“有传闻世”
所发生的事情了，子般之死在性质上和子赤之死类似，但时隔太久，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了，所以也就记下了“乙未”
这个具体日期，这就叫作“杀其恩”
。
董仲舒的这番议论，如果拿“三传”
互相比照来看，就很成问题。
比如昭公二十五年的两次雩祭，《左传》的说法就是“因为旱得太厉害了，所以又搞了一次雩祭”
，而昭公攻打季氏是在同年九月；至于《穀梁传》，给出的解释纯粹是在分析语法。
抛开“三传”
的分歧不管，董仲舒确实在公羊系统之内提出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这就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中体例上的前后出入描述为孔子有意为之的，并在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但这与其说是董仲舒通过一番辛勤的钩玄索微而探明了孔子的隐义，不如说是他借着对《春秋》的诠释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经学发端已经有了蹈虚之嫌，及至东汉，何休又在蹈虚的基础上再踏一步，发挥董的说法，认为在传闻之世，天下衰败，治道方起，所以才要严本邦与外邦之别，所以才要多照顾国内的事，少管一些国外的事，所以才要录其大者、略其小者；到了所闻之世，已经能见到一些升平气象了，这时候就不再严本邦与外邦之别了，大家都是华夏一家，该讲华夷之辨了，严华夏与夷狄之别；等到了所见之世，天下太平，华夷之辨也没必要再讲了，因为夷狄都已经被纳入了华夏系统，受封爵位，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该推崇仁义、反对那种用两个字取名的现象。
取名不能用两个字，何休原文是“崇仁义，讥二名”
。
所谓二名，比如姓刘名禹锡、姓白名居易，按照公羊家的说法，这都是春秋大义所谴责，并要被严厉制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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