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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郑伯克段于鄢”
在含义上是很不一样的。
《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何不称叔段为弟，说“当国也”
，何休解释说：叔段想当国君，所以《春秋》就本着叔段的心理，像描写一位国君那样来描写他，以此来凸现叔段的谋逆之心。
从文义来看，《公羊传》说“当国也”
，意思是：《春秋》把段当作匹敌一国之君的人物。
接下来，《公羊传》又解释“于鄢”
的含义，说：“其地何？当国也。”
《春秋》为什么要特地标明叔段被克的地点，原因也是“当国”
。
接下来便和齐人杀公孙无知的事情做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是：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国都之内，《春秋》就不写明地点；而如果发生在国都之外，但谋乱被杀之人并没能匹敌一国之君，《春秋》也不会写明地点。
为什么《春秋》在笔法上会有这个区别？据何休的解释：如果“当国”
之人身处在国都之外，就很有可能结交邻国，借邻国之力造成内乱，所以《春秋》才要特别注明其人所在之地，用意是说：这个人已经很有里通外国的危险性了，得赶紧除掉才行！
而如果这个人势力没有那么大，即“不当国”
，那他即便身在国都之外，具有交结邻国的可能，也没有力量造成太大的危害，所以《春秋》便没必要特地注明地点。
如果是在国都之内，当国之人受诛，祸患已绝，便没有必要注明地点；其人力量若不足以当国，《春秋》就以杀大夫的体例来做记录，也没必要注明地点。
何休的解释不知道是上有师承还是完全根据《公羊传》的文本所做的揣摩，而赵匡的考据则直击《公羊传》本身，其结果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公羊传》在这一地点的记载上完全失误的话，那么多随之而来的义理发挥也自然就没有了着落。
在训诂考据上对经典的质疑要到清代才大行其道，阎若璩证伪了古文《尚书》就是最有力的一个例子。
相形之下，赵匡他们的考据功夫就薄弱得多了。
但毕竟他们发起了这个攻势，“三传”
的权威性同时受到了怀疑。
从克段一事管窥啖助、赵匡的解经风格，虽有考据但失之于浅薄，多出心裁但失之于无据，乃至尽废“三传”
而直解《春秋》，从此开启了一代崭新学风。
余绪流传，愈演愈烈。
到了清代，有人感觉这一派经学胡编乱造、肆意发挥，实在太过分了，后来乾隆朝编了一部《御纂春秋直解》，要以政治力量来一匡经学是非，四库馆臣在对这部书的评论里说道：自从啖、赵开风气之先，学者们秉承其绪，多以私见揣度经义，在见解上力求出新，结果继踵者越多，《春秋》之学越荒。
及至孙复出现，提出《春秋》有贬无褒的新说，经学更入歧途，学者们在字里行间到处探求孔子的贬抑所在，实在找不到了就大搞深文周纳。
这些实在是信不得的。
而这些书里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胡安国的《春秋传》，满篇都是牵强附会。
牵强附会的始作俑者倒不能算在啖助、赵匡他们头上，四库馆臣引王充评论“公”
“穀”
两家的话说：“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
，可以说作为经学重镇的《春秋》之学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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