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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0日，遇刺第17天的李鸿章带伤参加会谈，对此伊藤博文仍然盛气凌人地表示，对于日本的要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要么拒绝。
对此，清廷担心日本再次开战进占北京，随即电报李鸿章说可以签约：“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尽管有授权签约的谕旨在身，但李鸿章仍然想抓住最后的机会，请求日本再行退步。
1895年4月15日下午，清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谈判。
当天的谈判从下午2点半一直谈到晚上7点半，历时5个小时，但日本方面除了答应改动个别细节，其他方面均坚持原来的要求。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后来回忆说，作为大清帝国的宰相和第一权臣，李鸿章当时以卑哀的姿态多次恳求，近乎失态：
“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
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而已。
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
甚至最后向伊藤（博文）全权代表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
“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但弱国无外交，权臣如李鸿章，也终究难挽败局。
1895年4月17日，清日《马关条约》最终签订，除了辽南的割地范围和赔款数额稍微减少外，条约的其他部分，均按照日本的要求签订。
自此，清朝正式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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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间遇刺、几乎丧命，但苦苦哀求、近乎失态，希望挽回一些权益的李鸿章，将《马关条约》谈成这个样子，作为大清帝国替罪羊的李鸿章，已经成了当时以及此后一百多年间，人人都想朝他脸上吐口唾沫的“历史罪人”
。
帝国的罪，要他一个人来当。
尽管这种做法有失公允，但却是此后历史的事实。
当时，清廷上下，弹劾李鸿章的奏折蜂拥而来，尽管他只是遵照慈禧等人的谕旨行事而已，但作为大清帝国的替罪羊，那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日后，在回忆《马关条约》谈判经历时，李鸿章说，这件事让他“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
此后，1896年在出访欧美途中，他曾经途经日本横滨，尽管有人劝他上岸稍事休息，但李鸿章坚决拒绝，因为《马关条约》是他一生的痛。
这位25岁（虚岁，下同）就考中进士，38岁开始编练淮军，协助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力倡洋务的大清汉人重臣，是他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
1864年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曾国藩由于担心功高震主和被清廷猜疑，开始自裁湘军，但曾国藩却积极鼓励他的学生李鸿章，希望他能为大清帝国尽心效力。
李鸿章也不负所望，因为即使没有曾国藩的提携，他本身也是才干过人。
在晚清满人与汉人、中央与地方、汉人与汉人（湘系与淮系、保守派与洋务派）的激烈矛盾之中，李鸿章几乎是唯一一个数十年屹立不倒的汉人权臣，即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也有处理教案失措以致朝议沸腾、马失前蹄的时候，但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之前，事业一片红火、仕途始终大好。
但甲午战争，是他一生事业和大清帝国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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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仍然想尽力挽回战败的损失。
为此，他指示总理衙门，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内容透露给俄国、法国、德国公使，并指令总理衙门游说三国使节，要他们进行游说干涉。
在此情况下，担心日本独占中国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出动海军，在日本海进行游弋威胁。
日本也不得不进行妥协，最终答应放弃侵占辽东半岛，但前提是要中国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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