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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位后，唐高宗李治逐渐卸下伪装，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所转变。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尚药奉御吕才公开质疑玄奘的佛学不权威，原因是他发现玄奘三个弟子对佛经的疏解互有矛盾，莫衷一是。
吕才列举了玄奘弟子的释经中互相抵牾的40多条内容，写成一本书，在朝野间广为传播，以此打击玄奘。
这件事对玄奘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他的弟子慧立后来写信求助于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
或许是在朝中高官的出面干预下，吕才方才不再大肆宣扬。
这场学术官司打到皇帝跟前。
唐高宗敕令，让群臣学士等人去慈恩寺，由玄奘与吕才当面定对。
结果，据佛教徒的记载说，是吕才“词屈谢而退焉”
。
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是不了了之，因为吕才的原作已经遗佚，现在看不到了。
尽管事件平息了，但吕才的出现，背后的动机并不单纯。
当时，玄奘的地位相当于先朝国师，太宗在世的最后日子里几乎都是他陪侍在侧，朝臣中也有很多高官是他的弟子。
而吕才作为尚药奉御，只是替皇帝皇后亲尝药物的五品下小官，如果没有来自宫廷更高层面的授意，他会冒冒失失地向玄奘“开炮”
吗？
总之，吕才事件后，玄奘的行动已经不那么自由了。
高宗不仅派出六臣“监视”
玄奘译经，移驾东都洛阳也要玄奘随行。
这些表面看是对高僧的优待，实际上却形同监禁。
在洛阳，玄奘同高宗的关系，几乎重复了当年他与太宗的关系——互相提防，互不信任。
玄奘再度奏请入少林修禅并译经，高宗很不高兴，除了拒绝，还让玄奘以后不要再说类似的话。
玄奘这才知道，自己又一次冒犯了禁忌，赶紧上表谢恩，表示“不敢更请”
。
高宗为什么这么提防玄奘？这主要与当时的权力斗争有关。
继位几年后，高宗欲从父亲指定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手中夺回大权，发动了打击辅政旧臣的政治运动。
玄奘从太宗朝就与这些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而也被归入打击的派别。
玄奘其实并不糊涂。
他应该预估到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凶险，在各种上表中极力讨好高宗和武后，包括称颂大唐出现祥瑞之兆，并说服高宗、武后将皇子李显剃度。
他这么做，仍是为了佛教的传播，以及译经事业能够得到朝廷的资助。
然而，结果似乎不理想。
随着辅政旧臣中硕果仅存的于志宁——那位在吕才事件中帮助玄奘的朝臣，也失势远谪，玄奘在朝中可以说已经孤立无援了。
不久之后，他上表请求到玉华寺译经，以自贬求自保，希望远离京师避祸。
5
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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