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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这一主张作为反对雅典民主主义、无视市民权利的思潮，显然违背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苏格拉底的有些弟子们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曾背叛过祖国和参与过“三十人寡头政权”
，这些人对民主派政治人物们来说无疑是转嫁当时混乱局面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最好的替罪羊。
战争结束后雅典恢复安定局面的时期，市民们需要的不是对他们一直信仰的价值观和信念进行挑战的人，而是对这一价值观和信念给予认可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不仅没有低头认罪，获取陪审团的同情心，反而一个劲儿地主张自己的正当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个十分固执己见的人。
当初决定有罪与否的表决上有罪票数和无罪票数相差无几，如果当时苏格拉底的辩论稍微温和一点就可以得到无罪判决。
结果苏格拉底的“刨根问底”
的哲学思想被陪审团认为是煽动人们不信神、引发社会混乱的思潮，因此得到陪审团的容许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再来看看苏格拉底审判案是否适法、公正。
用现在的观念来看，审判仅一天就结束，既没有证人，也不允许上诉，这些现象都是难以理解的，可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审判过程并没有违反雅典法律。
“不信仰国家信仰的神，唆使年轻人堕落”
，事实上这些嫌疑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出有罪推定，苏格拉底的辩论并没有过错。
对信仰新的神的嫌疑，尽管苏格拉底辩解说，那不是新的神，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良心的声音，但这种神在传统意义上是没有被人们接受过的，因此很难判断有罪与否。
要想申明自己无罪，苏格拉底应该积极说清自己信仰的神到底是什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服从的神的命令到底是什么。
然而，即使这样申辩，以当时的传统观念也是很难得到无罪判决的。
雅典政权在“维护国家权力、有益于制定政策”
的主旨下给了市民在公民大会和集市上自由发言的权利。
可陪审团却认为苏格拉底的言行与这个权利毫不相关，完全是危害共同体的言行。
在雅典历史上以唆使年轻人堕落罪和不信仰神的罪名被判死刑的，苏格拉底是第一人。
虽然不能说是公正的审判，但因犯罪后果严重，不足以用罚金来弥补，因此只能判死刑。
针对雅典民主主义，后世的哲学家对这场审判提出了很多批评，这场审判的第一责任人无疑是陪审团，被告人也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图4国民参与审判：韩国自2008年1月起实施了陪审员审判制度，在满20岁以上的国民申请者中任意选定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
先由他们评定嫌疑人有罪与否，裁定适当的刑罚，然后审判庭参考他们的意见做出判决。
电影《委托人》（2011）中国民参与审判的剧照
现在我们探讨一下苏格拉底审判案提出的哲学性的质问，即分辨对错与是非是根据个人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还是根据多数意见或共同体的权威来判断的问题。
如今的自由民主社会尊重个人的良心和自律性，保障社会的多样性，这是民主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因此，在道德层面上由每一个个人根据自律性来判断对与错，在共同体政治决策层面上则遵循民主程序，以多数人的意见来判断对与错。
可在雅典，人们只能在国家的框架内从事有益活动，因此共同体的规则成了人们日常遵守的道德标准，而共同体的判断标准又是根据高度重视国家力量和市民利益的民主政体中多数人的意见而制定的。
可苏格拉底并没有完全接受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共同体的权威性见解，而是对其持以怀疑的态度（理性的怀疑主义），认为应该不断地思考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美好的生活（道德性个人主义）。
他说帮助人们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的政治目的。
柏拉图认为老师是因雅典普通市民的无知和忌妒而含冤死去的，由此他主张一个好的国家必须由具备最高智慧和品德的哲学家来治理。
在善人和良民之间发生矛盾，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定之间产生隔阂，当高尚的少数人和普通百姓相互对立的时候，由于苏格拉底重视的是前者，而雅典人重视的是后者，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苏格拉底是否真的说过“恶法也是法”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等对话录里并没有出现这句话。
有人说《克力同》里的拟人化国法和国家声音里多少含有这句话的意思，可这种观点很难令人接受。
第一，苏格拉底已经向克力同表示按照哲学原则自己不愿意越狱的意图，可克力同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他用普通百姓的传统观念作了补充说明。
第二，因苏格拉底本人对争议焦点的这个问题没有像平时那样予以尖锐的批判，因此很难认定这是他的真正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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