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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塞勒姆村已经成了马萨诸塞州的象征，也是“女巫审判”
的旅游胜地。
到这里可以体验盛大的万圣庆典和幽灵旅游，可以参观女巫地牢，还可以在打扮成“女巫”
的美女们的陪同下参观被上帝诅咒的公墓，聆听有关女巫的可怕的鬼神故事。
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horne）是“猎巫行动”
中向女巫发出第一个逮捕令的治安法官霍桑的直系后代。
他痛恨自己的祖先参与了女巫审判，为了表示自己的羞愧之心改换了姓氏字母，并于1850年创作了反映女巫审判故事的长篇小说《红字》（TheScarletLetter）。
他在这本书里猛烈抨击清教徒的伪善和道德完美主义，被人们评价为“悼念牺牲者的献词”
。
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Miler）也创作了戏剧《塞勒姆的女巫们》〔1996年改编成电影《炼狱》（TheCrucible）〕，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发生在塞勒姆的女巫审判，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席卷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的疯狂和猜忌心理。
图22历史现场：“猎巫行动”
的发生地，也是小说《红字》的背景地塞勒姆村如今已经成了著名景点。
为了一睹臭名昭著的历史现场，每年有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尤其到了10月的万圣节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下面让我们通过被历史学家们评价为“清教徒旧秩序的最后气息”
的“塞勒姆猎巫行动”
中的几个主人公来推测一下这一场灾难的起因。
帕里斯牧师认为村里刮起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歪风邪气使清教徒社会趋于堕落，而自己作为牧师有义务净化这种风气。
正因如此，他有可能认为正是那些受到恶魔驱使的村民欺负了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少女们。
而正处于成长阶段的牧师女儿和其他几个少女有可能是因不堪忍受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应该说是由清教徒严格的教育方式引发的不安情绪），才按照大人们的吩咐指认了那些自以为对自己造成危害的村民。
控告女巫的人们也是，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与之相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在村里呼风唤雨，于是他们早已对那些人十分不满。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当他们听到牧师说那些人就是恶魔时，为了捍卫清教徒信仰的纯洁性便把那些人以女巫的罪名告上了法庭。
在法官当中有不少是在战场上吃过败仗的军官，这就说明他们有可能把这起案件当作是掩盖战败原因、抚平战争伤痕再好不过的机会。
关于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起因，根据研究角度不同，在学者们中间也有不同的解释。
现在我们一起观察一下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说法。
当时塞勒姆村的人们对女巫施展魔法给村里人带来邪恶的影响这一说法坚信不疑。
换句话说，他们在连年的战火和灾害的威胁中深切地意识到恶魔的诅咒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性。
再加上随着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以及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渗透，人们对清教徒信仰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17世纪后期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居住地盘的扩大，导致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变大。
而这种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又使塞勒姆村村民和塞勒姆镇镇民之间在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相互间的敌对意识和被害意识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面对分裂和矛盾，就连牧师们也无法用宗教教理来平息，有的牧师宣扬财富就是恩典的外在根据，有的牧师则宣扬这是身陷恶魔**的人失去宗教信仰而导致的结果。
坚信以男性为主的家长制社会的人们认为那些继承遗产的女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女人背弃了作为妻子和母亲所必备的品行和道德操守，在这种情况下，村里没有调解内部冲突的机构或权威人物，而新英格兰总督和外部派来的法庭却出于政治需要助长或歪曲村里的内部冲突。
最终，在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由于不合理的审判制度未能制止事态的发展，结果一个又一个“塞勒姆女巫”
成了冤魂。
未能阻止女巫审判的重要司法因素是刑事诉讼程序上的纠问主义和刑讯逼供。
从中世纪末期到近代初期，欧洲盛行纠问主义（Inquisitionsprinzip），侦查、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没有区分，由同一个人或机构执行所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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