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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最近在因泰拉姆纳（皮尼亚塔罗-因泰拉姆纳）以东的下利里斯河（利里）河谷开展了发掘工作，结论认为在2—3世纪时，当地的居民人口显著增长。
尽管如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大约从2世纪开始，人口数量便开始下降了。
至于具体的数字，据推测，公元前1世纪晚期，自由人的人口最多为350万到450万人，奴隶的数量为200万到300万人，人口的高峰出现在1世纪中叶，总数达到700万到900万人，之后便逐渐下降，到公元650年时人口已经降至仅235万人。
此处，我们可以参考意大利在公元前1世纪到2世纪之间贸易模式发生转变的情况。
在评估意大利贸易的时候，当下很流行的做法是调查沉船。
从用来装载货物，特别是葡萄酒的容器的类型来看，这些沉船大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
现在已经探明的沉船遗骸中，大多数都是来往于意大利和高卢之间的船只，其中很多来自坎帕尼亚、拉丁姆、伊特鲁里亚南部（这3个地区都是意大利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以及撒丁岛北部和法国南部沿岸。
不过，近来一位学者注意到发现这些沉船的地点同那些“充满乐趣的夏日海滩”
之间存在着联系，而我们不能仅凭一种主要商品的贸易情况就贸然得出结论。
如果葡萄酒出口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顶峰，并在公元100年终止，这可能有助于解释阿格·科萨努斯等葡萄酒产区的别墅没落的原因——但海事调查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与整体经济健康状况更相关的是生产率和陶器的种类。
我们的很多证据都来自那些红釉瓷器，它们被称为“特拉·西吉达拉”
或者阿雷坦陶器，它的生产始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上亚诺河谷的亚雷提恩（阿雷佐）。
这一制作精良的产品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庞贝和其他地区进口的数量得知，在100年的时间里，亚雷提恩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出口生产已经完全被高卢南部的生产中心所取代。
罗马本身的影响力一定会使这些数字有些失真，我们或许应该先将之放在一边：最近对在奥斯提亚出土的瓦罐进行了分类，结果再次表明当时意大利农产品产量下降，同时来自非洲和西班牙的进口产品数量相应上升（特别是广受欢迎的鱼肉调味料，即鱼酱油），但是，意大利的很多农产品还是通过其他的运输路线进入了罗马。
此外，在建筑领域我们也能找到很多证据来印证这种相对繁荣。
人们通常觉得2世纪之后建筑数量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能够找到的碑文证据减少了。
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意大利。
在整个帝国的境内，为庆祝遗赠、创办、荣誉和建筑落成等设立的纪念碑在3世纪时迅速减少。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在一个皇位不断更迭、中央政府统治不稳（至少在284年戴克里先即位之前是这样的）的时期，许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存在危机。
不过，现在看来，一概而论地认为整个帝国境内都存在危机未免操之过急。
首先，除了波河河谷地区曾被日耳曼-马科曼尼人入侵过，意大利本土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见到任何“蛮族”
入侵者（这与东方的大多数地区不同）；不过，罗马的奥勒良城墙（270—280年）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曾经面临日耳曼人的威胁。
然而，公共建筑的建造和新的基金、游乐设施的设立在公元250年之后确实停止了。
1世纪是新公共建筑建造的巅峰，而为了分发食物和抚恤金的基金则在2世纪的中叶达到了顶峰。
但是，建筑物以某种形式延续了下去，我们可以从那些极具特色的技术和风格，甚至从砖瓦上的标记中一窥究竟。
大富豪们仍然在继续建造别墅，例如罗马城外塞提·巴斯有一栋有纪念意义的别墅（建于2世纪中叶），它使用的一些装饰手法，例如主建筑采用了高处照明，昭示着帝国晚期宫廷装饰的风潮。
城镇中的公共建筑物的开发也没有停止。
在阿尔巴·富森斯（位于亚平宁山脉中部阿韦扎诺附近），在3世纪时浴池和市场都被翻修过。
在科萨新近出土的铭文自豪地记载着在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皇帝统治时期（235—238年），市民中心曾经被彻底检修过。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3世纪期间及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很可能衰落了。
但我们绝不能过分以偏概全或者作戏剧化的描述。
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需要分别考虑。
由于缺少能够准确探明时间的陶器碎片（因为无法确定各地分别使用了哪些陶器），对于那些依赖实地调查的历史学家来说，这造成了特别大的困难。
我们不得不认为，延续和失传并存，永恒和断裂同在。
捐助和政治
通过更加直接地考察意大利城镇的政治生活和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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