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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既是天主教会领袖，也是世俗君主，教皇的赞助反映了教皇在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中的双重角色。
1600年前后出现的歌剧并不是17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唯一的重大文化现象。
博格塞家族性格果断的教皇保罗五世在位期间（1605—1621年），终于确定了天主教会的中心——新建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内部空间分布（及礼拜含义）和外观（教堂的外立面）。
早在1506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就已经奠定了这座教堂的基石。
中心对称的希腊十字与延伸的拉丁十字，从教会与美学的角度孰优孰劣？16世纪时，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曾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1605年，保罗五世刚开始担任教皇时，就委托卡洛·马德诺（约1556—1629年）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的结构。
初步工程在十年之内竣工，包括平面图呈拉丁十字形状的教堂中殿、外立面和门廊，教堂迅速成为辨识度极高的天主教外在意象。
在大胆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之后，教皇的赞助重心便落在了大教堂上，因为教堂建成后，接下来还面临着内部装饰和周围城市空间分布的新问题。
在巴贝里尼家族的教皇乌尔班八世漫长的统治期间（1623—1644年），作为其主要艺术顾问的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年）迅速崛起，采纳了许多从圣彼得教堂发出的装在“朴实无华信封”
里的选择。
大教堂的内部装饰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贝尔尼尼完成的，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矗立在圣彼得墓上方的青铜雕塑《华盖》（1624—1633年）以及圣彼得宝座，这把座椅无论在精神上还是世俗中，都是教皇权威的核心体现。
贝尔尼尼的职业生涯对意大利文化在现代早期发挥实际作用提供了许多启示。
欧文·拉文对贝尔尼尼的核心评价是他将视觉艺术合而为一，无法严格区分他是雕塑家、建筑师，还是画家。
事实上贝尔尼尼在绘画领域的知名度明显不高。
他提出的三维形式和空间等高度戏剧性的概念促进了视觉艺术的统一，再次指向了歌剧在意大利文化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与贝尔尼尼的成就类似，歌剧也是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综合。
圣彼得大教堂的十字形制和教堂前面的椭圆形广场，是教皇举行仪式、施行礼仪的地方，采用这样的外观和形式，还有浮雕上不断被人“阅读”
和理解的图案，都是基于功能上的考虑，因为需要用最明显的方式来呈现天主教领袖的风采。
乌尔班八世仿效16世纪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拥有广泛的权威，决定将权力尽可能地集中于贝尔尼尼一人之手，这标志着意大利文化中又诞生了一位独特的人物，一位艺术家朝臣和行政机构官员。
菲利波·尤瓦拉后来在都灵也享有类似的地位，这类人物在意大利之外还有鲁本斯、委拉士开兹和勒布伦。
卷入宫廷政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个人对手和职业竞争，这是17世纪和18世纪意大利文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无论贝尔尼尼个人在17世纪早期的罗马多么具有影响力，由于装饰新圣彼得大教堂的任务规模巨大，他不得不与巴贝里尼家族的其他宠臣合作，比如皮埃特罗·达·科尔托纳（1596—1669年），还要与属于其他派系阵营的公开对手打交道，最著名的便是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1599—1667年）。
对手和竞争的概念在16世纪的意大利文化中已然存在，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才成为意大利文化的重要组织方式。
在印刷的宣传单、小册子和新闻纸上，经常围绕建筑形式或歌剧与戏剧的形式展开公开而激烈的辩论。
为普通住宅设计或特定建筑委托而组织的官方竞赛，也会邀请竞争对手们提交参赛作品。
在罗马等地，竞争与协作是定义文化赞助场的一对相反概念。
纳沃纳广场经常被称作潘菲利家族的私人场所，这个家族曾诞生过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1645年在位）。
纳沃纳广场是典型的由竞争对手有效合作而产生的一件艺术品。
博罗米尼设计了潘菲利宫的画廊，并从1653年起，开始设计邻近潘菲利家族私有的圣阿涅斯教堂，为教堂建造了一个极富特点的凹形外立面。
而当时欧洲最出色的王宫装饰画家之一——科尔托纳，则为潘菲利宫画廊创作了壁画《埃涅阿斯的故事》（1651—1654年）。
同一时期，贝尔尼尼在巴贝里尼教皇去世（1644年）后一度受到冷落，正在建造纳沃纳广场上的喷泉——四河喷泉（1651年竣工）。
这座17世纪城市主义的伟大丰碑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它结合了建筑、雕塑、水力学、绘画、古典学等多种艺术和科学，但实际目的却是立体地展示潘菲利家族的崛起，以及这个家族拥有修建喷泉的资源和实力。
纳沃纳广场并非由梵蒂冈官方修建，而是教皇及其家族（主要受益者）私人推动的，17世纪50年代广场的建造精益求精，可见教皇的文化赞助有多么高昂和复杂。
在教皇的宫廷中，女性是不能担任公职的，同样，某些需要女性或者与女性相关的文化表达形式，尤其是世俗戏剧和歌剧，都被禁止了。
因此教皇将绝大部分的赞助转移到了家族宫殿的修建上，比如纳沃纳广场的建造，就得到了教皇本人的积极支持与鼓励。
乌尔班八世的家族在巴贝里尼宫建造了一座能容纳3000人的大型剧院，用于表演因不符合教规而被梵蒂冈禁止的歌剧和其他宫廷娱乐，从而奠定了他们的城市权力基础在培育新音乐剧院风格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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