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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年欧根亲王去世后，他在维也纳的亲属萨伏伊的查理·伊曼纽尔三世继承了他的画作收藏，这一家族安排极大地提高了都灵皇家美术馆的声誉。
在与阿尔卑斯山相反的方向，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三世听从了智囊、新古典主义美学最成功的普及者之一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1712—1764年）的建议，买下了摩德纳公爵弗朗西斯科三世出售的大部分藏品。
这并不是摩德纳藏品的第一次转手，很多藏品1597年被教皇查封后，已经从费拉拉向摩德纳转移过一次。
法尔内塞收藏是一个特例，当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的长子当上那不勒斯国王（1734年）时，他将祖先的名画、雕塑和档案从帕尔马（他曾是帕尔马公爵）搬到南方，装饰他在那不勒斯的新宫廷。
洛林公爵弗朗西斯·斯蒂芬转移艺术藏品的名声更甚。
1737年，他当上托斯卡纳大公后，就把伦维尔宫殿中的所有资产，包括加利-比比埃纳家族歌剧院中的护壁板，搬到了佛罗伦萨，1740年他妻子的父亲去世后，他再一次将藏品搬往维也纳。
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安娜·玛丽亚·卢多维卡决定在她去世时捐赠家族收藏，建立纪念其家族和所在城市佛罗伦萨的博物馆，这在近代早期动**的收藏史中，是一个不多见的安稳例子。
克里斯蒂娜的藏品在罗马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在她去世（1689年）后，最终传给了奥蒂斯卡契家族，其中大部分又卖给了巴黎的奥尔良摄政王。
尽管在女王的罗马宫殿里存放时间短暂，但这些大名鼎鼎的收藏，就和女王本人的名气一样，自然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业余爱好者来到她的府邸。
获得这类法律上的“私人”
藏品，对任何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说都相对容易，尤其是在公共博物馆的概念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
克里斯蒂娜本人非常热衷于有文化的艺术家的陪伴，包括贝尔尼尼等学识渊博的人，早在1656年，她刚到达罗马后不久，就建立了一个私人文学学会，以及一个属于自己的剧院。
1690年，即女王去世后的第二年，文学学会正式更名为阿卡迪亚学会，该学会一直被看作18世纪自然主义的先驱。
阿卡迪亚学会对那不勒斯人吉安巴蒂斯塔·马里诺（1569—1625年）的巴洛克文学审美构成了最严峻的挑战，马里诺的叙事诗《阿多尼斯》（1623年）在延续阿里奥斯托和托卡托·塔索16世纪史诗传统的同时，发展出一种精致的修辞风格和博学的意象，成为17世纪意大利文学的典范。
学会和大学
阿卡迪亚学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形式主义的文学辩论，并扩展到戏剧、古物学和历史领域，它也代表了意大利现代早期文化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在王公保护下成立的私人学会，转变为准公共机构，组织各种形式的人文和科学知识。
16世纪，这类学会实力增强，成为意大利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而17世纪则见证了它们的蓬勃发展。
其中最著名的是罗马的山猫学会，由王公费德里科·切西于1603年创建，同样发生在17世纪文化成果丰硕的第一个十年。
山猫学会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员包括卡西亚诺·达尔·波佐（1588—1657年），他的“纸上博物馆”
收藏了古物图纸、植物和生物标本的图纸（其中一些是由皮埃特罗·达·科尔托纳委托制作的），极大地鼓励了考古研究，并形成了后来对公共博物馆功能的定义。
然而，山猫学会历史上史诗级的事件之一，是为最杰出的成员伽利略·伽利莱（1564—1642年）进行辩护。
伽利略是佛罗伦萨一位音乐理论家和琵琶演奏家的儿子，他发表了《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632年）和《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638年），成为欧洲著名的哥白尼日心天文系统的捍卫者。
近年来对伽利略职业生涯的研究偏向于他的工作经历和受到保护的现实背景。
伽利略曾先后在比萨和帕多瓦的大学中任教，接着到托斯卡纳大公的佛罗伦萨宫廷，做美第奇王公们的私人教师，最终像贝尔尼尼一样，受益于巴贝里尼家族的赞助和教皇家族对山猫学院的支持。
伽利略与科尔托纳的职业生涯颇为相似，二人都得到了罗马巴贝里尼家族和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
科尔托纳在托斯卡纳首都定居下来（1637年），为美第奇家族的冬夏公寓皮蒂宫设计了礼仪室“行星房”
系列。
基于弗朗切斯科·隆迪内利的设计方案，科尔托纳与灰泥工匠合作，将绘画、透视结构和文学典故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又一个17世纪融合创作的例证，并贡献了欧洲礼仪室的典范。
隆迪内利和科尔托纳与伽利略一样，重视对王公们进行图解教学，使用的天文学概念也与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卫星有关，但矛盾的是，装饰皮蒂宫房间的行星系是托勒密式的，而非哥白尼式的。
这种纵横交错的赞助结构将艺术家、音乐家和学者带入共同的社会体系，诗人、历史学家、画家、建筑家和粉刷匠一起进行的装饰合作，表明将早期现代意大利文化僵化地划分为不同的领域是毫无价值的。
伽利略崇高的知识地位，使他与贝尔尼尼并列为早期现代意大利文化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也让人们注意到他独特的赞助来源。
在他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均得到了三个基本文化组织机构的共同支持——大学、宫廷和学会，而许多后来的自然科学巨擘都是依赖于大学的。
马尔切罗·马尔比基（1628—1694年）通过伦敦皇家学会发表了许多重大发现，还受到了教皇的青睐，在1619年被任命为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官方医生，但他也拿到了墨西拿、比萨和博洛尼亚的教授职位，进行了许多关于毛细血管系统的启示性研究，支持了威廉·哈维关于血液循环的论文。
哥白尼曾求学过的博洛尼亚大学，一直保持着科学世界主义的传统，为路易吉·加瓦尼（1737—1798年）进行电实验提供了体制保障。
同样，帕维亚大学也培养了拉扎罗·斯帕兰扎尼（1729—1799年）和亚历山德罗·沃尔塔（1745—1821年），前者在消化和人类受精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后者是早期现代意大利，乃至欧洲电子学历史上的第二位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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