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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学系统的支持为实验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能低估学会传统的重要作用，学会传统已经从学术和文学范畴拓展至视觉、造型艺术及音乐领域。
1593年，罗马圣卢卡学会成立，促使意大利其他城市也建立了名称类似的美术和建筑学会。
1676年，罗马学会与位于罗马的法国学会合并，实力增强，再次表明了外国人“群体”
在教皇首都的重要作用，并最终在1710年合并了博洛尼亚的克莱门蒂娜学会，凸显出博洛尼亚在文化制度化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
组织竞赛成为学会的一项中心活动，为绘画或建筑设定广义的主题，邀请参赛作品并颁发奖项。
此类竞赛将之前在官方机构之外进行的各种美学争议变为制度化的活动，并从一般性竞赛转向特定主题竞赛，作为向单个项目发放佣金的手段。
18世纪早期，竞赛体系明显挑战了艺术家和建筑家需要依附贵族世家来获得委托的观念。
亚历山德罗·伽利莱（1691—1736年）于1733—1735年建造了拉特兰宫圣乔瓦尼教堂的外立面。
1732年，尼古拉·萨尔维（1697—1751年）在一场激烈的竞赛中脱颖而出，建造了特雷维喷泉。
二者都从面向所有人（无论是不是意大利人）的公开竞赛中胜出，完成了18世纪教皇赞助的重要建筑。
都灵文化
罗马和博洛尼亚（教皇国的一部分）的各类学会都很重要。
意大利各国纷纷成立学会，跟歌剧一样，是半岛上罕见的文化同质的例子。
但是，不同城市的学会之间也与歌剧一样泾渭分明。
这再次说明，在看似具有文化统一性的意大利，文化仍然是多样的。
都灵几所学会的建立都是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
在玛丽亚·乔凡娜·巴蒂斯塔公爵夫人重要的摄政时期（1675—1684年），都灵宫廷积极支持组织文化生活与学术研究的倡议，成立了一个由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组成的学会，公爵夫人本人也为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创建了一个文学学会，可见她以儿子名义统治的横跨阿尔卑斯山的国家的多语言性特征。
玛丽亚·乔凡娜·巴蒂斯塔也是耶稣会的赞助人，并在建立贵族学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帕尔马也有贵族学院，足见耶稣会在培养贵族学识方面的重要性，另外还有在精英教育中发挥核心作用、位于教皇首都的罗马学院。
都灵耶稣会贵族学院（1678年）的建筑师是基廷会牧师瓜里诺·瓜里尼（1624—1623年），一般认为他开启了皮埃蒙特建筑的黄金时代。
鲁道夫·维特考尔称，“在建筑方面，都灵是意大利最先进的城市”
，接连出现了瓜里尼、菲利波·尤瓦拉和贝尔纳多·维通三位建筑家，还有贝内德托·阿尔菲利。
瓜里尼的职业生涯也是流动的模式。
他出生于摩德纳，在墨西拿工作，为里斯本的一座教堂提供设计（他可能去过那里），接着定居于巴黎，之后才接受了都灵的召唤。
音乐与理论数学关系密切，但对于瓜里尼这样的建筑师来说，建筑与理论数学同样关系密切。
他采用的大胆结构，尤其是他为圣洛伦佐教堂和圣裹尸布礼拜堂（存有萨伏伊家族最有价值的遗物——圣裹尸布）设计的圆顶，依赖于精湛的科学技术，否则，穹顶上**开放的重叠交错结构是不可能实现的。
镂空的穹顶、椭圆形的内部空间和凹凸起伏的立面，使瓜里尼能够与博罗米尼并驾齐驱，成为18世纪最具创新性和实验性的建筑家之一。
此外，二人都是代表18世纪意大利文化特点的早期艺术大师。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艺术家就是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技艺和勇气，实现看似不可能任务的人，这一概念将对戏剧史、音乐史，以及艺术和建筑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菲利波·尤瓦拉（1678—1736年）1714年才来到都灵，当时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二世刚刚依照战争条约当上了西西里国王。
此前，尤瓦拉曾在罗马工作，凭借为枢机主教奥托博尼和波兰国王遗孀资助的歌剧设计舞台而名声大噪。
在都灵安顿下来之后，尤瓦拉就在塑造宫廷视觉文化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像往常一样，他与粉刷匠、画家和雕塑家团队合作，从意大利其他首都的顶尖艺术家那里订购装饰画，继续从事舞台设计的工作。
尤瓦拉的古典主义表现手法显然源于罗马宫殿和教会建筑，旨在体现萨伏伊家族新获得的王室尊严。
这一点在索珀加大教堂（始建于1717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教堂坐落在都灵的一座山上，维克多·阿马德乌斯曾发誓，如果他能解除法国人对都灵的围困（1706年），就在这里建立一座教堂。
从远处看，拱形、完整的圆顶轮廓清晰，两侧各有一座钟楼，俯瞰着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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