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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时代的文化词汇：现代与传统，革命与古典，成为极具灵活性的象征，艺术家、建筑师、作家、音乐家和评论家都根据自己的目的，不管是出于热情还是自我保护，来宣称他们的作品与政权的一致性。
法西斯主义
政治哲学家诺贝托·博比奥在1972年声称，意大利从未有过真正的法西斯文化。
他提请人们注意，正直的学者们在意大利百科全书（1929—1937年）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工程中，只对法西斯政权的价值观作出了极小的妥协。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最低程度合作的概念有助于解释，在1945年后，有很多曾在这个政权中生活过的文化人物能够坚定地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就像克罗齐那样），或者民主抑或社会主义价值观（墨索里尼宣称法西斯主义已经取代了这些价值观）。
这一观点也使许多具有坚定文化信仰的人物摆脱了困境，他们在政权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接受政权的保护，对政权进行颂扬，或者以亲法西斯的姿态展示自己的作品。
除上面提到的名字之外，还可以加上几个名字：翁加雷蒂在1919年法西斯运动初期加入运动；普契尼在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之际送上祝贺；皮兰德罗在1924年马泰奥蒂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申请了一张法西斯党证。
这些人物的崇拜者们争辩说，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献身是表面上的，或模棱两可的，或者说他们是政治上的无辜者，或者说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与政治无关。
他们这样做似乎既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历史意义。
他们能够公开认同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他们、关于法西斯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法西斯主义能够包含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和意识形态。
这与其说是容忍或者任何有意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源于意识形态潮流的多样性，这些潮流在法西斯主义内部找到了归宿，而这些政权在十多年来缺乏一种单一的、连贯的文化政策。
法西斯政府当然很快就镇压了反对派。
1923年至1926年间，它镇压了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公司、图书馆和教育界等文化产业。
它确保了包括以前的自由主义报纸《晚邮报》和《新闻报》在内的非党报的所有权和编辑控制权落入友方的手中。
它还设立了新的审查机构，比如审查报纸报道的斯特凡尼机构，并鼓励地方政府加强警惕，阻止或修改可能被视为反法西斯或反意大利的书籍、戏剧和电影剧本。
但在采取了这些镇压措施的同时，法西斯政府为任何准备公开表明自己与政权利益一致的人提供了相当大的文化活动空间，呈现出许多艺术家眼中激进或革命性的一面，并允许与其他国家在不同领域进行文化交流，尽管内部存在“顽固不化”
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对声音，他们本希望文化政策的方向能够更加明确。
法西斯主义缺乏真正的文化，这一概念也将文化的定义局限于精英阶层的高雅文化——博比奥实际上明确指出，他的言论主要是指学术界。
这样的说法忽略了该政权在大众文化领域的广泛工作，例如提供大众休闲和娱乐设施，成立妇女、青年和学生活动团体，以及促进体育和公共纪念活动，诸如1932年在罗马举行的纪念“向罗马进军”
十周年的大型法西斯革命展览。
它还忽略了政权对广播和电影等新兴大众文化形式的影响。
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于1935年在莫斯科就法西斯主义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由法西斯主义者开发的大众休闲组织国家康乐俱乐部是一种雄心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尝试，目的是塑造工人阶级对该政权的认同，同时他告诉在意大利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要渗透进去，试图从内部使其成员变得激进。
国家康乐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多分支的组织，包括男子和女子团体、戏剧团体、电影俱乐部、自行车俱乐部，还有保龄球比赛。
针对城市工人阶级，国家康乐俱乐部为儿童假期、城市成年人和家庭周末出游做安排，为他们提供被称为大众火车的廉价火车；在农村地区，国家康乐俱乐部官方赞助了当地的乡村节日，从而把许多地区和地方的各种民间传统纳入了该政权的民粹主义。
美国历史学家维多利亚·德·格拉齐亚在对国家康乐俱乐部的详细研究中，提请人们注意该组织许多活动故意不涉及政治，并辩称，与其说它成功地促进了对该政权的认同，或者通过消费文化有效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不如说它成功地创造了一系列休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阶级受减薪影响的压力，从而削弱了潜在的异见。
然而，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在这个政权下长大的一些人，包括在左翼传统地区工作的年轻工人，因为把国家康乐俱乐部与体育、身体健康和竞争精神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也积极地把它与19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联系在了一起。
广播和电影这两种媒介都是政权用来进行宣传的工具，虽然它们作为宣传工具的社会影响有时比想象的要小。
和出版、音乐、戏剧等文化产业一样，广播和电影产业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意大利从未像在苏联那样完全国有化。
意大利政府仿效英国政府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模式，将垄断权授予一家广播公司（1926年以前被称为意大利广播公司，1944年以前被称为意大利广播接收局，此后被称为意大利广播电视台），但这家公司在法律上仍属私有，资金来自广告收入以及邮政部征收的许可费。
这意味着广播公司对其工业股东（无线电设备制造商、电气公司、电话公司和化学公司）和广告客户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一样大。
20世纪20年代，广播成为中产阶级听众的媒介。
有许可证的用户相对较少，政治节目只占节目表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广播时间都被音乐和其他娱乐节目占用了，尽管像马里内蒂这类的人——到目前为止，他是一位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广播员——试图证明广播是最具未来主义色彩的工具。
直到1933年，当意大利广播接收局并入国家控股公司意大利广播电视台时，政府才成立了农村广播公司，将教育广播带进了农村地区。
同时，政府采取了更协调一致的行动促使人们购买更便宜的电视机，持证订阅用户数量上升到100多万，而将广播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服务于政治得以追溯。
1933年，每日15分钟的节目“政权编年史”
的推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那时起，广播开始影响某些地区人们的时间分配和文化节目，开始创造自己的明星，开始被用来在公共场所集体收听体育赛事（足球、自行车、汽车和摩托车比赛）的实况转播——换句话说，广播开始影响人们的品位、价值观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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