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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证明其在法西斯二十年统治末期社会影响的重要证据来源，是1939年至1940年由意大利广播接收局举行的广播听众公投。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很难评估，在法西斯统治下，广播对公众舆论的政治影响到底有多大。
但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收音机被广泛用于秘密收听外国广播，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用意大利语播出的反法西斯节目。
电影的观众比广播要多得多，墨索里尼公开承认其宣传价值。
他效仿列宁的话说：“电影是最强大的武器。”
在实践中，直到1938年，政府一直在宣传利益与自由放任政策之间进行权衡。
意大利政府对私人电影制片人和影院所用者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私人电影制片人只要得到审查机构的批准，就可以制作受欢迎的娱乐影片；而影院所有者可以从国外进口热门电影，以吸引更多观众。
因此，人们对电影的记忆主要是观看美国电影，包括西部片、浪漫情节片、恐怖片，其次才是意大利电影，在放映主要影片之间穿插新闻宣传片和短纪录片。
在意大利受欢迎的电影中，有一些诙谐的社会喜剧，尤其是马里奥·卡梅里尼的《给我一百万》（1935年）、《马克斯先生》（1937年），拉斐尔·马塔拉佐的《在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的铁轨上》（1943年）和阿历山德罗·布拉塞蒂的《云中漫步》（1943年）等最为著名，它们与法西斯民粹主义和阶级平等的精神相容，而不是宣传片。
政府确实赞助了一些宣传影片，比如乔瓦基诺·弗尔扎诺为1932年的十周年庆典制作的《黑衬衫》，以及布拉塞蒂的《旧卫队》（1935年），但它们在商业上并不成功。
随后，1938年和1939年的两项立法使意大利电影业更加自给自足：《阿尔菲利法案》承诺向商业上成功的意大利电影提供奖金，而《垄断法》赋予意大利发行商对包括进口影片在内的所有影片租赁的控制权。
这意味着租赁收入无法再流向海外，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纷纷退出意大利市场。
此前，这些公司在意大利拥有自己的分销商。
这些措施一直有效到1945年。
相对自由放任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后法西斯对文化活动采取更加集中和干涉性的政策（以1937年创建的大众文化部为标志），这种模式成为法西斯二十年统治期间的主流，也是区分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
教育政策也遵循同样的模式。
1923年，哲学家秦梯利（1875—1944年）担任教育部长，在法西斯政府领导下对国家教育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当时被墨索里尼大肆宣扬为“最法西斯的改革”
。
这项改革实质上是一项自由主义立法，遭到了更顽固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抨击。
尽管引入了一项新的国家考试制度，但《秦梯利法》通过向私立学校开放大片区域（实际上，这意味着对天主教学校开放），减少了国家控制的学校数量。
现有的对小学后教育进行三方导流制度也得以加强，其中的三方包括以人文为基础的中学、技术专业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
在这些类型的学校中，它优先考虑了第一类学校，即秦梯利所说的“文化学校”
，而当时雇主对技术和科学技能的需求日益增长。
改革保持了对大学入学的限制，对课程的改动也很小。
直到1939年，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塞佩·博塔伊才提出了激进右翼的教育宪章。
但当时正值1940年6月意大利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计划未能得以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重建
法西斯政权的最后几年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个心理转折点。
官僚主义停滞不前、领袖崇拜、与希特勒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让许多人越界走上内部异见或反法西斯的道路。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1943—1945年），还是战后，知识分子都大量流向了左翼反法西斯政党，包括行动党、社会党和共产党。
共产党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当时苏联享有国际威望，而且它采取了与中产阶级进步人士广泛结盟的战略。
在哲学领域，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
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的《关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1945年出版。
1947年，殉难的共产主义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1881—1937年）狱中书信问世，随后1948—1951年又有五卷他的狱中札记出版。
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它为意大利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提供了弹药，以挑战克罗齐自由主义和新理想主义的持续权威。
在艺术方面，马克思主义广泛采用社会承诺、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等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如在战后的法国），高举人道主义旗帜，重申已被国际法西斯主义粉碎的人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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