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热天中文网】地址：https://www.rtzw.net
雷纳托·古图索参加了1944年的抵抗运动，1945年在巴黎与毕加索成为朋友。
他早在1940年就加入了秘密的意大利共产党，并越来越多地绘制政治题材的画作，比如以战后占领南方未开垦土地为题材的画作。
音乐家路易吉·达拉皮科拉在《种族法》（1938年）时期远离了法西斯主义；他与他的犹太伴侣结婚，并创作了《监狱之歌》（1938—1941年），含蓄地表达了不同政见。
战后，他又创作了独幕剧《囚徒》（1949年）和《自由之歌》（1955年）。
罗伯托·罗西里尼曾在1942年为意大利海军拍摄宣传片，1944年秋开始拍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年），这是剧情片三部曲的第一部，后两部包括《战火》（1946年）和《德意志零年》（1947年），从反法西斯和左翼天主教的立场描述了战争的社会影响。
切萨雷·扎瓦蒂尼在战前以轻喜剧小说和电影剧本作家的身份闻名。
在战争期间，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个人危机，从这场危机中，他萌生了观察和向普通人学习的愿望。
这成为他自己的新现实主义美学版本的基础（“在大街上、房间里架起摄影机；以永不满足的耐心观看，去教我们自己从人类的基本行为中思考人类”
），也是他与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合作电影的基础，包括《擦鞋童》（1946年）、《偷自行车的人》（1948年）和《风烛泪》（1952年）。
这些故事都发生在罗马，分别讲述了少年犯的困境、失业带来的绝望以及面临被驱逐的贫困退休公务员的屈辱。
电影中的新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倾向或道德品质——扎瓦蒂尼称之为虚拟主义——而不是一种运动或一套固定的审美标准和风格程序。
尽管如此，战后早期的意大利电影确实具有一种全新的外观和敏锐的感觉，能够激起怜悯和愤怒，这被习惯了美国和欧洲类型电影的平淡口味的观众迅速捕捉到。
意大利电影对外国观众和电影制作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印度的萨蒂亚吉特·雷伊到波兰的安杰伊·瓦杰达，再到美国的伊利亚·卡赞。
但在意大利，这些电影总体上并没有吸引多少观众。
《擦鞋童》和《风烛泪》都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取得了成功，但首映的时候反应平平。
罗西里尼回忆说，当它于1945年9月在一个电影节上首映时，观众们一片嘘声，直到它在巴黎大受欢迎后，才开始在国内赚钱。
如果考虑到意大利观众在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和战后的困境，他们对影片的抵制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大多数人去电影院是为了分散注意力或体验幻想的世界，而不是为了回忆自己或他人的痛苦，所以喜剧和冒险再次在票房上大获成功。
可能那些在商业上相对成功的电影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们能够调动集体自豪感或愤怒等正面情绪，比如《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或者是因为它们将社会现实主义与娱乐性的故事或性**结合在一起，比如朱塞佩·德桑蒂斯的《艰辛的米》（1948年）。
战后的现实主义、回忆录和社会批判思潮虽然很重要，但也仅仅是全貌的一部分。
1946年后，天主教民主党中间派崛起，成为新共和国的主要成员，它击败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击败了天主教民主党内的左翼，由此开启了一个教会保守主义成为强大文化力量的十年。
从天主教对电影审查的控制，到教区影院占据展览市场主流，再到将冠以**之名的杂志没收，都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此外，意大利广播电台和它的新电视服务还存在反左的偏见和性礼节：后者从1954年成立到1975年改革，由天主教民主党一手控制了20年。
与此同时，通过欧洲复苏计划获得了美国援助，重建工作开启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货币主义、刺激私营部门、消费者支出）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其作用之大，无法估量，超过了在英国或瑞典等国的影响力。
在英国或瑞典，战后左翼政党仍留在政府，两党之间就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达成了共识。
这种美国模式在意大利有着不同的文化维度。
美国的文化象征——布基伍基、可口可乐和好彩香烟——与现代化和传统权威的放松联系在一起，当美国军队驻扎在那不勒斯和罗马等城市时，这些象征突然变得更接近本土。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摇滚乐（1956年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第一张唱片问世）和电影如《无因的反叛》（1955年）——这部电影在意大利发行时采用了更具说教意味的名字《烧焦的青春》——帮助塑造了一种新的青年自治和反叛模式。
尽管好莱坞电影在战争年代几乎销声匿迹，但在1945年，它以复仇之心卷土重来；到1948年，《偷自行车的人》和《艰辛的米》的票房收入再次超过总票房的70%。
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里，电影院和电影观众在主要城镇之外和南部都有了大幅增长，而在1945年以前，这些地方的电影院数量还很有限。
意大利电影业本身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变得“美国化”
，因为奇尼奇塔（意大利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电影制片厂）对美国制片人变得有吸引力，一方面是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是意大利政府出台了一项法律，阻止美国电影的收益回到美国。
意大利导演开始与肌肉男史蒂夫·里夫斯等美国小明星一起制作一系列利润丰厚的服装，称为佩普拉。
《甜蜜生活》（1960年）中费里尼对“台伯河上好莱坞”
这个国际化电影世界以及在威内托大街上为短暂闪耀的明星拍照的狗仔队进行了令人难以忘却的讽刺；这部电影反过来又为新意大利出口了一系列令人向往的标志性产品：韦士柏和兰美达摩托车、浓缩咖啡吧、蜂窝发型、剪裁考究的男装。
这些标志性产品有力地证明，意大利在20世纪50年代不是简单被动地屈服于美国化，而且一直在改造美国风格，使之适应当地的习俗，并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新风格。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