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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50年代，大批观众开始观看曾经只吸引少量观众的艺术电影。
毫无疑问，意大利电影业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更多好电影的问世。
除了《甜蜜生活》和《洛可兄弟》（均为1960年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之外，还有安东尼奥尼的三部曲《奇遇》（1960年）、《夜》（1961年）和《蚀》（1962年）；费里尼的《八部半（8?）》（1963年）和《朱丽叶与魔鬼》（1965年）；吉洛·彭特克沃关于第三次世界大革命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和《奎马达政变》（1969年）；帕索里尼从《寄生虫》（1961年）到他在1975年被杀之前完成的《索多玛120天》；以及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生于1941年）从《死神》（1962年）开始的所有电影。
在视觉艺术、文学和音乐领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也是实验主义和对既有传统和价值观的抗拒时期。
1960年，皮耶罗·曼佐尼（1933—1963年）邀请公众吃涂有他拇指印的水煮鸡蛋；1961年，他制作了90个标有“艺术家大便”
的小罐，每个罐上都有签名和标号，像黄金一样论克出售。
第63组，也称作新前卫主义，强调未来主义诗人的语言和诗歌形式的重要性。
但与之不同的是，该群体中左翼人士，尤其是爱德华多·圣圭内蒂和埃利奥·帕利亚拉尼，避免语言透明度或叙事性，原因是该语言风格太容易被新资本主义社会吸收和否定。
伊塔洛·卡尔维诺同样认为，文学可以属于或关于它的时代，但不必用沉重的社会现实主义来表现它。
因此，受到结构主义文学概念的影响，即文学是有限元素的无限组合，卡尔维诺转向了“轻”
科学幻想（《宇宙喜剧》，1965年；《零》，1967年）和一种有趣的实验性文本（《命运交叉的城堡》，1973年）。
在《照明工厂》（1964年）中，路易吉·诺诺（1924—1990年）首次把电子和声音结合起来；在《力量与光明的浪潮》（1971—1972年）中，为了以诗歌形式纪念智利革命家卢西亚诺·克鲁兹，他将精心录制的电子音乐与现场钢琴、管弦乐队和女高音声结合在一起。
流行音乐领域，法布里齐奥·德安德烈和恩佐·贾纳奇等唱作人得以发展起来，与美国民谣和布鲁斯歌手有相似之处，但形成了独特的意大利风格。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趋势
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起，一些相互关联的进程开始停止，甚至部分扭转了前十年的一些趋势。
第一，由于部分让步和左翼团体自身的分裂，更为重要的是，受到恐怖主义和反恐（紧张战略与隐藏国家的阴谋）等因素的影响，极左的亚文化和学生运动开始瓦解。
这些过程在当时一些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中得以一探究竟：电影方面，比如弗朗西斯科·罗西的《三兄弟》（1981年）和吉安尼·阿梅利奥的《致命一击》（1982年）；戏剧方面，如达里奥·福的《被绑架的范法尼》（1975年）；写作方面，如列昂纳多·夏夏（1921—1994年）的著作，包括1972年的《比赛》（罗西在1975年将其拍摄为电影，名为《精彩的尸体》）、1974年的《托多·莫多》和1978年的《莫罗事件》。
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文化产业所有权集中的趋势，跨媒体控股、媒体与政治利益相互纠缠，构成之后80年代的主要特征。
这一趋势使得小公司更难独自进入市场或生存，20世纪60—70年代建立的几家小型出版商和杂志社纷纷倒闭。
1974年，图书和杂志出版商里佐利收购了《晚邮报》报业集团的控股权；随后，该公司接管了《米兰体育报》和多家地区性报纸，并将业务扩展到私人电视和建筑、金融等非文化领域。
到1982年，该公司背负着逾700亿里拉的债务，并卷入腐败丑闻，濒临破产。
1984年，集团控制权移交给菲亚特（菲亚特已经拥有另一家主要日报《新闻报》），菲亚特进入了新的增长阶段。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菲宁维斯特集团（1996年更名为梅迪亚塞特集团）的崛起更为瞩目。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创办开始，贝卢斯科尼涉猎私人电视和广告特许经营，并在80年代涉足电影发行、制作和出版，1991年收购了蒙达多利的多数股权，包括其图书和杂志以及《共和报》。
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对宏大思想体系的信心危机，其中最显著的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这种衰落早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却也因此加速了衰落进程。
把握住这种文化变迁脉搏的书籍之一是《软弱的思想》，该书由吉安尼·瓦蒂莫和皮尔·奥尔多·罗瓦蒂编写（1983年）。
在他们的引言中，瓦蒂莫和罗瓦蒂描绘了意大利哲学从20世纪60年代相对乐观的时期，走过20世纪70年代相对悲观的时期，最后到20世纪80年代信念瓦解的时期。
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可能为哲学提供不同的基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还是现象学）；到了20世纪70年代，哲学的特点是消极和怀疑主义，但仍然植根于对理性的基本信念；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信念也已瓦解，再也不可能把思想建立在任何形而上学的确定性之上。
因此，瓦蒂莫的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一种后现代怀疑主义的形式，以潜在的激进形式展现。
例如，他在1989年的《社会》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是个单一的进程，阶级是其优先研究主体，这一观点的终结，催生了多重、交叉的微观历史和主体的多重性。
经验丰富的政治哲学家诺贝托·博比奥的回应更为传统，他试图在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重新思考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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